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三十余年GDP年均增速超过8%的经济增长奇迹，综合国力崛起之势令世界瞩目。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型路线，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增长模式主导着经济发展，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实现“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为应对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十一五”时期我国开始设立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近年来，随着环境治理投入力度加大，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环境管理体系建设特别是在环境税试点、重点区域和流域治理、环评制度、“三同时”制度、重点行业污染排放标准及在线监测、环境执法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来看，加速重工业化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与有限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加剧，加之长期生态环境欠账较多，环境质量恶化的态势尚未从根本上遏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和重大机遇。同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消费总量持续攀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高企不下，污染源趋于多样化，环境容量不断被挤压，区域性、复合型、累积性环境污染问题集中凸显，生态环境已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居民健康、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甚至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现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管理模式和总体水平很难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要求，也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民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现实需求有较大差距。
20世纪50-70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曾十分突出，重化工业发展造成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使发达国家遭遇环境危机，环境公害频发对其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而且随着环境保护技术进步、政策工具不断丰富，中国也完全有条件在加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应该看到，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资源消耗和环境容量也同样面临调整期。一方面，经济发展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受到进一步抑制，有望进入下行通道。而从决策层到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牺牲生态环境、损害公众健康的发展方式无以为继，初步形成了“环保新常态”的舆论氛围和民意基础；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下降导致的财政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在淘汰落后、化解产能过剩方面进退两难，而且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力度也显得力不从心。同时，市场不景气也使企业污染治理的资金捉襟见肘，减排和治污设备运行不到位，进而引发部分污染物排放出现局域性反弹。
面对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新形势，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要尽快树立“新常态”意识，“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并重，采取新思路，构建新机制，全面把握新常态下经济社会转型调整带来的机遇以及“环保新常态”的目标和任务，着力处置旧问题，有效规避新矛盾，从而促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结构向着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大方向转变。
首先，要在保持“环保高压”并使之成为“新常态”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工业内部结构调整这个“牛鼻子”，加快推进节能降耗和产业绿色转型，刺激企业加快绿色技术和产品开发应用，形成企业之间的新型绿色分工和生态共生，从而从源头上遏制主要污染物排放上升的势头；其次，进一步建立完善涵盖基础设施投入、产业转型升级、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财税工具优化、政绩考核和离任审计制度改革、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差别化参与者激励机制、企业社会责任、公众教育培训、舆论引导和新媒体参与、国际交流合作、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环境管理和法治体系，有效扩大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加大环境违法的惩处力度，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的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再次，鼓励国内外各类资本和主体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政策工具防控治理污染，调动各方积极性，逐步构建开放式、多层级的环境保护投入和响应机制，重点解决细颗粒物、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危及公共健康、舆论关注度高的环境问题。同时，要及时回应公众不断高涨、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环境保护诉求，充分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大力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逐步树立生态环境优先的价值观和公民行为准则，建立完善污染治理的社会监督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