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核心。近年来我国一直把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和政策导向，这虽然对加快我国经济结构高级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背后的效率损失也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结构失衡的风险。产业政策要精准，笼统的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导向并不能够带来真正意义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大力推进服务型制造则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牛鼻子”。
一、重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未“升级”的风险
近些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2012年，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首次与工业占比持平，达到45.3%；2013年服务业占比达到46.7%，超过工业2.7个百分点；2015年服务业比重超过50%，达到50.2%，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高于工业9.3个百分点；2016年服务业占比则达到51.6%，已高于工业10.8个百分点。应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经济现代化推进的结构转换特征，也被认为是经济结构高级化的一种重要表现。
但是，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而言，我们需要看到这种比例数据显示的结构转型背后的经济运行风险。一是近几年我国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可能引发的“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2002～2012年间，我国服务业比重年均提高0.32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较为平稳，但2012到2016年，服务业比重年均提高约1.58个百分点，这种产业结构变化速度之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这种服务业占比的过快上升，不仅仅是服务业自身快速增长问题，还反映了工业增速加速下滑以及服务业对工业升级支撑不够的问题。2016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同比增长4.2%，比2015年全年下降3.9个百分点，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为-6.1%、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为116.7%，“制造业空心化”风险显著加大；二是服务业高端化不够、服务业效率低于制造业效率而产生的“逆库兹涅兹化”风险。从劳动生产率指标看，2015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2.36万元/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10.48万元/人，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总体小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得的产业。这反映了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端化不够，效率相对低下。但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表现出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三是服务业中金融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泡沫化倾向而导致的经济“脱实向虚”风险。整个“十三五”期间，虚拟经济中的主体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GDP比例快速增加，而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快速下降，金融板块的利润额已经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实体经济中的主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升高、利润下降、杠杆率提升，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流向房地产市场，推动虚拟经济自我循环，种种迹象表明实体经济供给与金融供给之间、实体经济供给与房地产供给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个“脱实入虚”问题对经济健康发展影响巨大，但在统计上却只表现为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
如果我们严格区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转型”主要用于描述从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转型另外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而“升级”则表述了从附加值低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主导的结构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主导的结构。那么，上述分析表明，在充分肯定到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同时，我们也需要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存在“转型”而未“升级”的风险，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视从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数据上看发生了从第二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向第三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转型”、但从效率上看并未显现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而产生经济效率整体提升的结构“升级”而引发的经济问题。这实质上还是一个如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
二、抓住服务型制造这个产业结构升级的“牛鼻子”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未“升级”的背后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端化程度不够。服务业本身并不等于高端产业，服务业内各个行业性质差别较大，既有餐饮、家政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也有金融、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还有软件和信息、科研设计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其中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产值变化才更能够反映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而我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问题在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大，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不够高；另一方面，三次产业融合还不够紧密，尤其是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不够。这既表现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呈现出以偏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为主的增长趋势，也表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不够、尤其是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结合不够，也就是服务型制造发展不够。这意味着，无论是从提升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还是促进三次产业融合，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实质上升级的关键。
从制造业发展看，随着制造业产品复杂程度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世界工业化趋势呈现出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服务型制造发展迅速。所谓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企业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比重，从而实现的向消费者提供 “制造+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重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的全新生产经营方式，进而在产业层面表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这种新型产业形态既是基于制造的服务，又是面向服务的制造。虽然服务型制造源自制造业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但随着服务型制造迅速发展，一些服务业企业向制造环节深入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屡见不鲜。服务型制造本质是制造业或制造环节与服务业或服务环节之间的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从制造业发展看，无论是美国的先进制造业计划，还是德国工业4.0，以及我国《中国制造2025》，都将服务型制造或制造业服务化作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之一。这样的关键原因在于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制造业效率的提高的重要源泉，有利于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为服务型制造发展又提供了很有利的支撑。在信息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制造企业很难监测自家设备的运营状况，也很难掌握个体用户的对产品的使用状态和身体状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逐步成熟和产业利用，使这些都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新商业模式、新业态的创新层出不穷。目前，制造企业不仅局限于研发、制造、销售产品和简单的售后服务，而且向它的客户（包括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服务，比如个性化定制、综合解决方案提供、智能信息服务，等等。而且，对于制造业来说，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可以摆脱对资源、能源等要素的投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能够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增加附加价值、提高综合竞争力。因此，基于制造业产品的服务活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的主要基础，成为制造业竞争优势核心来源。例如，上世纪90年代，IBM、HP、DELL等计算机企业纷纷从卖硬件向服务转型，去年IBM更是提出向认知解决方案和云平台公司转型；宝马、奔驰等公司开展汽车分时共享业务。
从服务业发展看，服务业以餐饮、商贸、流通为主劳动密集型传统服务业，主要服务于生活消费，附加价值和生产率都较低；而作为制造业向高端进阶过程中分工细化产物的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既包括采用高技术装备的部门，如电信、金融，也包括本身创造高技术服务的部门，如软件、互联网信息服务等，主要服务于生产性活动，附加价值和生产率都较高。由于制造业发展不仅是整个国民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服务业向高端发展的重要支撑，制造业是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部门，既是创新的来源方，也是创新的应用方，这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必须和制造业紧密结合，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服务，才能寻求到持续的效率源泉和发展动力。因此，对于服务业而言，服务型制造发展本身也是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因此，发展服务型制造无论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本身的转型升级，还是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未来，随着服务型制造的发展，三次产业日趋融合，统计比例所展示的“结构转型”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关键是效率提升所揭示“结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不应该再是从统计意义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多少，而应是产业的运行效率、运营质量和经济效益。而要提高我国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升级，一定要抓住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这个“牛鼻子”。当前，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在服务型制造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企业，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总体相比还相差较远。在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国情下，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制造业的效率的提升，进而影响了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必须从整个经济发展战略视角高度重视发展服务型制造。
三、找准我国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的着力点
一是培育产业融合发展观念，构建一体化产业政策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是以严格产业门类和政府部门职能分工为制定和运行的基本前提的。甚至如果将“服务型制造”这个术语改为“制造业服务化”，有人就会认为产业政策归口部门可能应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转为商务部。但是，当今产业发展趋势是产业融合，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下大量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政府部门，都需要适应这种产业融合的趋势。对于发展服务型制造而言，要建立一体化的产业政策体系，消除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在税收、金融、科技、要素价格之间的政策差异，降低交易成本。例如，要把高技术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全部纳入高新技术产业的范畴给予支持，还有，在当前“营改增”改革中，一定要注意避免出台不利于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税收政策；同时，要从客户需求的视角整合行业管理部门的职能，制定相互协调融合的行业监管、支持政策，形成合力，推动服务型制造的大发展。
二是强化两化融合发展观念，提升信息技术支持能力。信息技术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黏合剂”，《中国制造2025》和《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都十分强调大力发展面向制造业的信息网络技术服务，提高重点行业信息应用系统的方案设计、开发、综合集成能力。对于服务型制造而言，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更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是硬件基础，必须加快建设；而低成本、高可靠的信息化软件系统，以及集成消费、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全过程工业大数据应用服务是软件基础，需要加速开发推进。要通过大力推动云制造服务，支持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跨界联合，实现制造资源、制造能力和物流配送开放共享。
三是树立产业生态系统观念，加强制造服务平台建设。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一个其能否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是对原有产业价值链条的重构，企业需要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重新确定自己的价值地位。为了鼓励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政府一方面要围绕制造业服务需求，建立创新设计、物流服务、质量检验检测认证、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公共平台，培育研发、法律、工程、融资、信息、咨询、设计、租赁、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体系，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加强制造业配套能力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搭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服务外包产业平台，积极研究工业互联网网络架构体系，加快制订面向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协同制造技术标准，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间的服务规范。
四是树立客户至上观念，寻求重点突破的行业和模式。服务型制造的一个重要效率源泉来自于对客户的潜在需求的一体化的深度满足。以挖掘客户需求为突破口，在重点行业实施服务型制造行动计划，创新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型制造模式。从制造业服务化的典型案例和发展趋势来看，当前我国发展服务型制造重点是装备制造业、白色家电制造业、电子信息消费品制造业以及衣饰家具制造业等行业，可重点发展的服务模式有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供应链金融、工程机械融资租赁等服务，为客户提供包括自产主体设备、设备成套、工程承包、专业化维修改造服务、专业化远程全面状态管理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为每一位客户度身定制一步到位、全方位的整体供应链解决方案，等等。对于白色家电制造业，当前重点发展提供设计、制造、维修、回收等全生命周期服务；对于衣饰和家具行业，重点发展客户参与的大规模定制服务等；电子信息消费品行业服务化的方向是“线下产品+线上服务”相结合，提供智慧生活服务。
（原文以“中国制造如何向服务业转型”为题发表在《经济日报》2016年6月16日，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