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三大较为突出的结构性失衡，即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二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失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失衡。未来，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以支持产业有机融合为手段，化解产业结构性失衡，构建国际竞争力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经济效益良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从产业、企业、产品三个层面全面提升制造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提高高端制造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占比，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性失衡；构建化解“虚实结构失衡”的体制机制，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推动虚拟经济的结构优化，防止国民经济脱实向虚倾向，防范长期系统性金融风险；以提升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目的，深化基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
关键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是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最终取决于实体经济的效率、规模和竞争力。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出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严重制约实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地位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由大变强，是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的重要保障，也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界定及其关联
从经济学说史角度看，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就提出了虚拟资本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的、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益的企业股票、政府债券等具有虚拟资本的属性。这些虚拟资本不是真正的资本，而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虚拟资本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不仅在本质上有区别，而且在量上也是不同的。虚拟资本由于自身的虚拟性，其价格总额一般情况下大于实际资本额。虚拟资本不是现实的财富，它的出现加快了现实财富的集中。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Peter Drucker）观察到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出现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重分野，据此他提出了现代经济是由实体经济部门和符号经济部门组成的观点。实体经济是生产物质产品和提供生产生活性服务的经济部门，符号经济是从事资金融通、资本运作、金融创新和国际汇兑的经济部门。德鲁克认为，符号经济的发展已大体上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其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大有取代实体经济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的趋势。他把这一现象称为“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1］但目前，多数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虚拟经济这一称谓，与实体经济相对应。在具体表述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主流观点认为实体经济是提供物质产品及与此相关的服务等经济活动的产业部门，主要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及生活性服务业；虚拟经济则是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的经济，主要包括带有投资性的金融行业。
从经济发展的逻辑看，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虚拟经济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实体经济比较充分发展后才得以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从发展的起因看，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并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但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而独自膨胀，其发展速度在一定制度环境下往往远快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并由此导致社会经济的虚拟化和空洞化。与实体经济不同，虚拟经济活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且交易活动的物质交易成本十分低。这一特性决定了虚拟经济相比于实体经济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投机性。在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现代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独自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势。
从理论看，在没有经济管制的背景下，只要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低于虚拟经济，社会增量投资和存量实业资本均会转向虚拟经济，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超速扩张及实体经济加速萎缩和衰退。实体经济萎缩又会进一步扩大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回报差距，进而使虚拟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来实现高杠杆运行和自我循环，虚拟经济泡沫也就越来越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愈发严重。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脱离程度达到一定临界点时，虚拟经济的“孤军深入”就变得不可持续，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就会来临。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多次金融危机特别是2007年席卷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根源就在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使实体经济“以物生钱”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金融部门“以钱生钱”的步伐，虚拟经济完全处于自我循环的状态，虚拟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一场波及全球、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可见，虚拟经济如果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支撑而过度自我膨胀、自我循环，那么只有通过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这种带有强烈破坏性的纠偏机制来强制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重新平衡与协调。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虚拟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有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发展的特性，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又为虚拟经济实现自我循环式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中的“虚实脱离”往往是一种常态现象，关键在于能否科学掌控“度”。［2］
二、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失衡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以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为根本宗旨，才能有效保障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然而，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实体经济发展存在三大典型的结构性失衡。
（一）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石，制造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是实体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然而，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现象。突出表现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高端化程度发展不足、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和产品结构供需不匹配等方面。
1.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进展缓慢，产业高端化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程度不足。从产业层面看，一方面，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建材等传统制造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仅严重影响行业的经济效益，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不高，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过低，制约了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速度。2016年，医药、航空航天、电子通信、计算机、医疗仪器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3796亿元，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13.2%，而钢铁、有色、建材等六大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高达25.8%。从产业链层面看，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程度都普遍较低，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地位。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22个制造业行业中，我国有12个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而只有3个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高端地位。［3］由于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不足，我国每年还需进口大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仅2016年我国就进口了1322万吨钢材、56万吨铜材、39万吨铝材。从产业技术能力看，“工业四基”①能力有待提高，传统制造业中关键设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性软件对外依存度过高，制造业“缺芯”“少核”“弱基”问题突出，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有待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由于缺乏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强力支撑而进展缓慢。
① “工业四基”即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
2.从产业组织结构看，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不高，优质优势企业数量少，尤其缺乏在全球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和具有掌控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已有相当数量的企业跻身全球500强企业行列。如，我国已有115家企业出现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7年全球财富500强”名单中，入围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但我国入围企业多数属于电力能源、工程建筑及金融保险企业，制造业企业数量不多，而且缺乏能够主导世界产业发展方向、引领世界产业发展潮流的一流企业。
3.从产品结构看，低端产品数量大，过剩严重，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升级的市场消费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提高步伐远远落后于产业规模的扩张速度。从生产性制造产品看，我国生产性制造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和可靠性较低，制造精度和产品使用寿命与国际跨国巨头生产的同类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以产品中通用部件轴承为例，世界轴承产品的品种规格有15万个之多，而我国能够生产的轴承品种规格只有2万多个，且产品的高速性能只有国际知名品牌的一半左右，产品的振动（加速度）极值水平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大体相差10dB以上，特别是高端轴承产品如深沟球轴承的使用寿命只及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1/10～3/8。从消费性制造产品看，我国消费性制造产品的品牌知名度、消费者满意度较低，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所追求的高品质、时尚化、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品市场需求，导致高端消费需求大量外流，加剧供需结构性失衡，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二）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结构失衡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三产业占比逐年上升，2016年增加值占比达51.6%。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跨越中等偏高收入水平，而服务业所占比重提升速度过快，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很可能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及产业发展空心化。
1.服务业占比迅速上升与实体经济占比快速下降使制造业空心化风险显著加大。虽然服务业占比上升，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所揭示的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级化的进程。但在服务业经济效率较低的背景下，服务业占比过快上升，将会降低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2011—2016年，在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的同时，工业占比年均下降1.1个百分点。［4］2016年，工业投资增长3.5%，增速比2015年下降4.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4.2%，比2015年下降3.9个百分点，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为－6.1%。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猛增了116.7%。当前，在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我国大力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国内工业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存在“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
2.服务业占比提高过快与其低效率发展不匹配，产业结构呈现“逆库兹涅茨化”趋势。由于我国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不足，服务业效率明显低于制造业效率。从劳动生产率看，2016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3.25万元/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11.38万元/人，且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总体小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
近年来，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和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速度出现明显分化。受产能过剩、国内外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增长速度明显趋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降低。而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在金融创新和投机心理等因素的驱动下，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0.9%，超过同年GDP增速1.4个百分点；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为7.7%，低于同年GDP增速1.8个百分点。2016年，工业增长速度降至6.0%，低于同年GDP增速0.7个百分点；而金融业增长速度则达到16.0%，高于同年GDP增速9.3个百分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分化，占GDP的比重也随之出现明显变化。2011－2016年，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下滑了7.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所占比重下降了6.6个百分点，而金融等虚拟经济所占比重上升了2.7个百分点。从纵向比较看，2016年我国金融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几乎比2005年高一倍。从国际比较看，2016年我国金融业所占比重甚至比美国发生互联网泡沫的2001年和出现次贷危机的2007年分别高出0.5和0.6个百分点。这些迹象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经济发展出现了脱实向虚倾向。
需要警惕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没有因此而提高。调查显示，2017年我国有56.3%的企业面临资金融通困难、融资成本高的难题。2018年1月末上海半年期的SHIBOＲ拆借利率为4.73%，而同期伦敦银行主要货币同业拆借利率（LIBOＲ）美元半年期的为1.96%、英镑为0.59%、日元为0.02%。可见，我国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尚不能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年来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虚拟经济投资回报率高企，使资金、社会优质人才、企业家纷纷转向收入高、投资回报率高的虚拟经济部门，原来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的企业也开始热衷于投资理财、搞房地产开发。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6年，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了32.4%，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则猛增了1.7倍和1.2倍，社会生产要素出现了普遍的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如果任由这种现象长期持续发展，将会在较大程度上削弱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阻碍我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同时助长证券市场的投机性和房地产市场金融化，进而导致虚拟经济在虚假“繁荣”的表象下逐步走向泡沫经济，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推动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解决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树立质量优先的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新型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一）打造国际竞争力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产业效益良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从技术经济角度看，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相互提供市场与要素，形成良性互动，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联系整体。如，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服务业提供资金支持、人才培养、物流便利等多种服务支持，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制造业提供技术、设备支持，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又互相提供市场需求。尤其是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明显，产业融合日益紧密，三次产业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产业融合加快推进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当前，我国需要遵循世界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建立健全有利于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做好促进产业融合的顶层制度设计，做好政府对产业融合发展总体性、战略性的研究和规划，构建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的长效工作机制，在发展规划、投资项目、人才培养、技能培训、知识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税收和金融支持等影响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产品更新换代、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加速形成，打造国际竞争力强、资源配置效率高、经济效益良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
从产业角度看，应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努力解决制约我国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关键技术、成套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主要瓶颈，重点突破制约消费品工业升级的国产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和纤维等关键原材料的加工制造难题；破解制约原材料产业升级的大型成套装置的关键技术，以及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芯片、基础软件、高端电子元器件、高端设备、核心部件等技术难题，积极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提高高端制造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在我国制造业中的占比，使我国制造业整体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甚至占据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
从企业角度看，我国缺乏具有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即使是进入全球企业500强的制造企业，也只是规模上达到进入500强的准入门槛，其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知名度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差距明显。随着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步伐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我国急需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能够有效整合全球资源、主导全球制造市场、引领国内产业发展方向的国际一流企业。为此，应营造有利于企业做强做大的政策软环境，包括降低制造企业的税收负担、融资成本、物流成本，建立保障国有民营、内资外资、大中小型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降低制约企业效益水平提高的制度交易性成本，形成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等等。
从产品角度看，应改变长期以来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忽视品牌培育的错误观念，树立质量优先、品牌培育优先的新理念，建立健全产品技术标准体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加强产品创意设计，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大力推广精益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先进管理模式，把提高工业制品质量、打造知名品牌，作为“中国创造”赢得消费者、扩大国内外市场占有率的主要途径。提高产品质量，从要素支撑的角度看，急需培养一大批富有创新激情、潜心于制造业发展的企业家队伍，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业务上精益求精、态度上勤勤恳恳、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现代产业工人群体。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主要制造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大体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其中重要原因是我国缺乏一大批掌握专业技术技能、具有工匠精神的专门人才，而更深层原因在于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重视不够，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不完善，职业技术人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改变此种局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健全职业社会保障、薪酬和奖励制度，进一步激励现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尊重技能性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构建化解“虚实结构失衡”的体制机制，防范长期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发展呈现“虚实结构失衡”状态，不仅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削弱了实体经济的根基，累积大量的金融泡沫，并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防止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倾向，应着力构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夯实实体经济，推动虚拟经济结构优化并提高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壮士断腕”的改革中，金融等虚拟经济难免会出现短暂阵痛，但决不能以防控金融领域风险为由而影响改革进程。从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角度看，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风险而言，金融、房地产业风险虽然更为直接，对社会稳定短期影响更为剧烈，但金融风险是表征，其根源还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因此，必须转变风险防控的思路和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向关注系统性风险转变，特别是要针对虚拟经济总量调控、实体经济高杠杆、地方政府高债务和“僵尸企业”等系统性风险多策并举、全面防控。
（四）深化基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着力提升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发展的目的是通过构建有效的金融体系来降低隐性交易成本和风险，提高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因此，虚拟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创新应立足于实体经济，精准解析客户需求。无论是商业银行创新理财、代理、托管、结算、咨询等中间业务服务和产品，还是金融机构打造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发及时、快捷的金融产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推出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创新融资产品和服务手段，开拓融资租赁、产业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发行区域集优直接债务融资票据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等等，都必须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尽可能地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为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金融创新是否成功和有长久生命力的检验准则。从政府监管角度看，应在加强对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监管力度的同时，通过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一根本宗旨进行金融创新产品开发和金融技术创新，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Peter F. Drucker. The Changed World Economy［J］. Foreign Affairs，1986（4）：768－791.
［2］黄群慧.打牢实体经济的根基［J］.求是，2016（4）：31－33.
［3］张慧明，蔡银寅.我国制造业如何走出“低端锁定”——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5（1）：52－65.
［4］阿德里安·伍德.世界各国结构转型差异（1985－2015）：模式、原因和寓意［J］.经济科学，2017（1）：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