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理论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理性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深入骨髓的数学基因，作为体现西方文明的经济学在追求科学化与价值中立的过程中，强行地割断了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其他重要学科的有机联系，并越来越异化为形式上的更加悦目、更加抽象、更加华丽的数学模型，而不是对现实中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变化的更深刻的、更全面的描述。这种日益凸显的局限性，使得在运用西方相关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70年来伟大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发显得苍白与乏力，也越来越成为新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束缚。当前，中国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开放的重大历史时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理论问题，也是建立中国学派进程中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西方经济理论；理性主义；理论局限；理论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8VXK002）；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创新工程项目“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SKGJCX2019-2020）；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竞争政策理论前沿与政策走向研究”（SKGJCX2017）。
客观地讲，在中国的革命、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学派的经济理论都起到了积极的思想解放与理论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派。与其他西方的社会科学一样，西方的经济学并不是单纯脱胎于某一种思想或者理论。作为西方文明一个重要的发明和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学得益于西方文明的哺育与滋养，同时也受益于经验论和理智论等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经验论为经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理智论则是经济学理性追求、逻辑引申与数理工具的基础；经验论为经济学提供了功利主义、主观相对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思想资源，理智论则从另一种哲学气质上为经济学提供了理智决定论、普遍主义和数理方法的思想资源。
一、经验论为经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
功利主义既是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支柱；主观相对主义则支撑了价值这一经济学核心范畴；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经济学分析和观察所有经济现象的原点。培根和霍布斯在英国早期经济学家那里都成了哲学家，后来的洛克也一样成为英、法、意等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1. 功利主义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功利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鸠鲁所认为的人生目的在于追求快乐。约翰·洛克是近代经验主义代表，梯利曾指出：“洛克的伦理学是经验主义的，以利己主义的快乐主义为归宿。”洛克奠定了近代功利主义，继洛克之后的英国大多数思想家都接受了经验论所提供的功利主义思想资源。功利主义原则最早是由爱尔维修反复论证，并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他认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原则，是杰尼米·边泌提出并创立的，包括三个层面含义：第一，痛苦与快乐都是可以测量和计算的；第二，个人快乐是可以计算的，社会幸福的总量也是可以计算的；第三，决定着人们的快乐或痛苦的主要因素有7个：快乐或痛苦的强度、快乐或痛苦的持续性、快乐或痛苦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快乐或痛苦的临近性或遥远性、快乐或痛苦的丰富性、快乐或痛苦的单纯性、快乐或痛苦的广度等，这就是所谓的边沁主义。
从个体角度来看，功利主义就是一种快乐主义，以肉体的快乐定义功利，即强调感官的快乐。苦乐是善恶的基础。边沁坚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的总量。从社会角度来看，功利主义可以表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边沁虽然接受了洛克经验主义，用个人的快乐和痛苦来解释个人的行为，但是，边沁的功利主义的主要旨趣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原则。在他眼中，“既然每个人关心他自己的最大幸福，那么，社会的目的可以看作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从个人目标引出了一个整体的社会目标。因此，既然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幸福，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应该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服务的。社会是由个人所构成的，社会全体的幸福也应该是由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幸福的加总。边沁功利主义认为，各种复杂的道德观念是在苦乐感觉的基础上联想而成的，因此，功利主义又表现为心理联想主义。
边沁功利主义最先就是作为对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辩护的面目出现的，他的逻辑简洁而明了：每个人都理性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快乐、最大化个人幸福，因此每个人幸福的增加就是全社会幸福的增加。所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放手让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观念，它在边沁功利主义中得到了证明和辩护。穆勒父子继承并发展了边沁功利主义，小穆勒强调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不能危害他人的幸福，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才会出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
功利主义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斯密受到功利主义影响，把趋利避害的人性引入经济学之中，创立了经济学。每个人都理性地追求利己的幸福和利益最大化。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定问题》中第一次明确地描述了“经济人”趋利避害和效用最大化的特征，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福利经济学基数效用理论实质上就是基于心理联想，后来帕累托用无差异曲线代替了基数效用理论。马克思在对比了边沁功利主义和穆勒功利主义之后曾经说过，“前一种理论是同正在进行斗争的而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而后一种理论是同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
2. 主观相对主义决定了经济学的内在特质
经济学中的主观相对主义源于近代经验主义，而后者又源于英国培根—洛克的哲学传统。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首先提出了人类的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来源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人们的认识过程就是由感官知觉上升到理智的过程。洛克系统论证了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在他看来，观念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观念是知识的材料，完全是所见即所得。他断言：“我们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贝克莱与洛克一样坚持经验论原则，即一切知识都源于感觉。经验论信任人的感官，必然导致将个人感觉作为判断标准，其结果不是主观主义就是怀疑主义。贝克莱和休漠正是以他们的前后一贯性，表明了经验主义最后必然的结局就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米塞斯认为“：没有比用‘主观使用价值’这个短语能更清楚地描述现代经济学的特征的了。”现代经济学中主观感觉主义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稀缺性。休谟认为，如果资源像洛克所描绘的那样充裕，不仅自利没有必要，利他也是多余的。相反，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们既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也可能通过交换获得各自所需。因此，解决由于稀缺造成的矛盾，有效配置稀缺的资源，成了人们思考的主要问题，这样才会产生经济学。只有稀缺性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休谟指出，稀缺是产生经济学的原因，也是产生仁爱和正义等品质的伦理学的原因。如果所有资源与物品都像空气一样供人类自由呼吸那样的使用，那么关心他人的仁爱、互利的正义都毫无意义。正如康芒斯指出的那样，“按休谟的说法，稀少性的作用既表现为自私自利又表现为自我牺牲，一种以休谟的稀少性为基础的经济学才可能把经济学、伦理学和法学结合起来”。正是由于相对于人无限欲望而存在的稀缺性，经济学应运而生。人类无限的欲望还具有时代性特点，年轻人的欲望与其父辈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人不仅生产了满足欲望的手段，最关键的是产生了欲望本身，经济学和现代社会就是在高扬人的感性欲望中诞生的。相反，反市场社会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某种禁欲主义特征。
（2）边际效用。英国早期经济学家N.巴本就明确表述了效用价值。他认为，能够满足人的欲望就是效用，效用直接决定物品价值。意大利经济学家F.加利亚尼也认为，价值是由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决定的。这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受到斯密、李嘉图的批判而衰落，而后又复兴于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并成为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认为，物品的价值取决于效用与稀缺性，效用是物品价值的源泉，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稀缺性。商品价值表示人们对商品的主观感受而并不表示商品某种内在性质。正如康芒斯所说，“主观价值是个人主义的”。米塞斯指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最合适的叫法就是主观主义学派的学说，因为“现代经济学从行动的人的主观评价和这些评价所支配的行动出发，而不从任何一种客观上‘正确的’价值标准出发”“没有比用主观使用价值这个短语能更清楚地描述现代经济学的特征的了”。门格尔则认为价值及其衡量都是主观的，他说：“价值不是附属于财货的东西，也不是财货的一个属性，更不是一个独立存在之物。一种财货可以对于某一‘经济人’有价值，而对于情况不同的其他经济人则没有价值。”
3. 方法论个人主义形成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知识是由大量简单的且可以被感知的要素复合而成，反过来说，任何观念都可以还原成可被感知的经验。霍布斯认为，“在我们能够认识整个复合物之前、我们必须先认识那些被复合的事物”，因此，“只有先透过它的组成要素，才能更好地了解每一件事物”。经验还原论在认识社会时，总是把社会还原到一个个可以观察的个人，那是因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复合物。在理解个人特性的时候，抽象掉人的全部社会特质，把人还原成只有自然欲望的、孤立的、前社会的、非常抽象的人。斯密最早在经济学之中运用方法论个人主义，他认为社会全体福利，是由无数具体个人的利益与福利组成的。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也就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根本不存在个人利益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共同利益。斯密所理解的利益是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穆勒强调“人不会因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了另一种物质——带有完全不同特征的物质”。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经过边际效用理论得到重新恢复，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哈耶克曾说：“卡尔·门格尔是现代刻意复兴亚当·斯密及其学派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第一人。”熊彼特在1908年最早提出方法论个人主义概念，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哈耶克、波普尔和华特金斯使得其用法得到了普及和深化。凯恩斯认为其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包括一些关于大规模的总体统计（如国民收入、国民总消费、国民总储蓄）之间的关系的假定”。宏观经济学重视经济总量讨论，表现出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异的整体主义倾向。尽管宏观经济学面临着“合成谬误”，但其微观基础仍然是对经济个体的还原。
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并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坚决抵制方法论整体主义，并将其引入政治领域和政治过程的公共选择理论之中，用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理解像国家政党和压力集团等集体活动。布坎南把公共选择理论理解为“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研究经济组织制度，但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承认经济行为人的主体行为的个人特征。
二、理智论是经济学理性追求、逻辑引申与数理工具的基础
理智决定论是所有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追求。普遍主义是理智决定论的逻辑引申和内在要求。数理方法是经济学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不可缺少的脚手架。
1. 理智决定了经济学形而上的追求
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其理智决定论结合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巴门尼德存在学说、赫拉克利特“逻各斯”论和苏格拉底概念论等各种因素。毕达哥拉斯主义源于神秘主义的奥尔弗斯教义并对它进行理智化，其最著名命题就是“万物皆数”，数是位于现象或宇宙万物背后的基本要素、本原，一切其他事物都是数的表现，万事万物存在及其属性都可用数加以解释。经验论者认为数学是一种更精致的错误类型，正如罗素所说：“所谓柏拉图主义的东西倘若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本质上不过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罢了。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而不能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来的。”“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是赫拉克利特传世名言，表面看来这两个命题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着完全不相同的旨趣。虽然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变、无物常驻，但他把世界的变化看成是受着一定的法则支配的。这种法则就是隐藏在变动世界背后的“逻各斯”或理性，它们本身不变却支配着流变的世界。赫拉克利特从经验世界的消长流变入手，最终还是在理智世界中获得了静止、恒定的安慰。所以赫拉克利特的变化学说实际上是一种“在变化的现象之中寻找某种永恒的基础，以求逃避永恒流变的学说”。
苏格拉底反对智者把知识建立在感觉器官基础上的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取向。认为如果知识是建立在感官基础之上，就必然会产生各种似乎有理的，但充满着分歧的意见。而意见之间相互对立，没有对错和好坏之分。这是因为意见是建立在缺乏根基的沙丘之上的。因此，智者所信赖的感官提供给我们变化不定、个别的、偶然的和相互矛盾的东西，并不是真知识，它不能为我们指明真理之路。相反，是一条远离事实、远离真理的路。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正是沿着他的路径向前走的，并最终创建他的理智论哲学。柏拉图认为，“真理是关于实在，存在本身和实际的存在的知识。感官所知觉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这是变化流动的世界，今日如此，明天变成别样（赫拉克利特）；它无非是现象、虚幻。真实的存在是常住不变和永恒的东西（巴门见德）。因此，要取得真知识，必须认识事物常住不变的本质只有思维、运用概念的思维（苏格拉底），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存在；它认识本然的存在、在万变和繁杂中保持始终如一的东西，即事物的根本形式”。柏拉图所建立起来的理智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在1687年7月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著作中，仅仅用力学的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基本的力学量，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牛顿力学说明，只要建立起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因研究太阳稳定性的动力学被誉为法国的牛顿。他有意识地并且清晰地给出过这一理智决定论的表述：“世界的未来是完全由它的过去决定的，而且只要掌握了这个世界在任一时刻的状态的数学信息就能预报未来。”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拉普拉斯决定论”。
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的任务就是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当然这种规律不属于人的感官世界，属于人的理智世界。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对市场均衡的追求。均衡概念是借用牛顿古典力学中的概念。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
2. 普遍主义是理智的逻辑引申与内在要求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它强调在对立的认识中有一致的地方，有人们所依据的共同基础和人们所理解的共同原则。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普遍的，没有边界的、没有文化差异的。人类理智所表现出的逻辑连贯性、一致性，理智主义普遍性也一样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从各种特殊的认识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撇开具体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都是普遍的而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从具体特殊的表象中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是理智主义的最重要的追求。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概念知识是唯一真知识观念，从而创立了柏拉图理智体系。他的理念论的基本要义就是对普遍性的理性的追求，即通过超越感官知觉而趋向观念，趋向概念的知识，从个别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直到最一般、最普遍的、不变的理念的世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所有抽象观念都满足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同一性。
基督教本质上是柏拉图理智主义的神秘化。这种对普遍性的追求，自然也集中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中，并被推到极致。在基督教看来，上帝是唯一的神，除了信仰上帝外，不准有其他偶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分肤色和种族都是上帝创造的，人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在基督教世界中，爱已经超越了人间那种基于血缘、地缘、姻缘的狭隘的特殊主义的爱，是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博爱原则。正是这种普遍主义精神，使得基督教徒能够用一种标准来对待他人和自己。与普遍主义精神相反的特殊主义则用多重标准来看待问题，在对自己与对他人方面则采用不同标准，或者根据亲疏远近、内外分别，或者根据社会地位不同采取不同的标准。当然，这种普遍主义也是造成了历史上许多宗教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近代理智主义代表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自明原则或公理为基础，经过严格的逻辑演绎，通过一个远不自明的定理演绎出一些可观察的推论，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用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整个世界一致得像物理定律可通约的、可解释的”。康德虽然力图调和经验论和理智论，但他的基本立场还是先验的理智主义的，或者说，他用理智论来统一经验论。在黑格尔看来，宇宙精神也就是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人类历史过程也是理性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中，更全面地表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历史、权利、契约、道德良心以及伦理世俗，还体现在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不仅达到了绝对精神，而且认识到自己。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3. 数理方法成为经济学认识世界的工具
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来认识世界，是理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方面，他们对数的崇拜与其所信奉的奥尔弗斯教神秘主义有关，他们追求不具有时间性与永恒关系的人神通感。这种观念又会“被纯粹数学所巩固起来的；因为数学的对象，例如数，如其是真实的话，必然是永恒的而不在时间之内”。另一方面，他们在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中注意世界的形式和关系，发现事物的量度、秩序、比例、和谐、一致和循环等均可以用数来表示。由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作为宇宙万物的基础和本原，或者说，万物皆数。世界就是数，数的关系统治和支配着宇宙的一切现象，反之，世界万物是对数的“模仿”。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数是世界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世界的本质。这就是“万物皆数”的著名命题。此外，毕达哥拉斯学派卓越的几何学成就，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然后再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同时期的大部分的哲学家。”
柏拉图继承了智者学派和赫拉克利特世界不定的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观念以及巴门尼德的永恒的理智世界和虚幻的感官世界等观念。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可见的、经验的、变化的、意见的世界；另一个就是可知的、理智的、静止的、知识的世界。柏拉图认为，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进入理念世界的阶梯，数是人类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把数放入其中，只要人们认识到隐藏万象世界背后的各种数的关系，也就到达了理念世界，也就是所谓的认识到了真实本质的世界。西方的中世纪，是一个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早期的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了一种理智主义也就是经院哲学，同样主张存在一个更加实在的、超验的、永恒的、完美的世界。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互连通的，它们是永恒存在的，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作为西方理智主义的开端，数学和神学相互融合的特征十分突出，这“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
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欧洲，人们都认为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上帝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中世纪的学者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就是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伽利略说，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构成了整个宇宙。开普勒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在数学上以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后，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在他的《世界的和谐》一书中对上帝不吝赞美感恩之词，他认为这些都是上帝依数学语言给人类透露的。同样，牛顿也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完全吻合，人类可以通过数学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对上帝的无限崇拜和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也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基督教神学和数学具有内在的亲和性，他们把数学看作为秩序和理性的典范，同时，“自然界的数学设计”观念使得中世纪宗教神学十分重视数学。在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著作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学符号和逻辑推理程序来建立他们庞大而又严密的宗教思想体系。近代理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其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成为“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另外一位近代理智主义代表人物斯宾诺莎，极度推崇数学演绎方法超过笛卡尔。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莱布尼兹也认为宇宙是一个逻辑体系，他把数学看成具有普通性、必然性、天赋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在数学方面不仅同牛顿同时提出微积分理论，而且成为数理逻辑的开创者。他还提出同一律、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
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是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也就是经济学数理方法，即把数学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经济现象。莱昂·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萨缪尔森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现代经济学演变成了社会代数学。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经济学因此有了科学性的外表。斯密对演绎与归纳都很重视，而李嘉图则抛弃了斯密经济学中的归纳方法，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这种演绎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熊彼特则直接称之为“李嘉图的恶习”。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看法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三、理性主义局限难以解释中国发展现实的多样性
由于理性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深入骨髓的数学基因，作为体现西方文明的经济学在追求科学化与价值中立的过程中，强行地割断了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其他重要学科的有机联系；为了得到某种精致的研究结论而设定难以与实际切合的前提条件，通过无限的抽象以及使用越来越倾向于复杂化的数学推导方法，来解释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难以存在的经济学假定问题。经济思想的成熟与进步，越来越表现为形式上越发好看、更加抽象、类比更强、更加华丽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经济社会变化的更深刻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描述。目前，中国正处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开放的重大历史时期，面临的挑战与矛盾十分突出。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不仅越来越难以解释丰富多样的经济社会现实，而且也越来越难以指导多维目标下的战略选择与政策设计。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
1. 理智主义导致了经济学成为数学的形式经济学
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首先在理智上虚构出来一些假设，然后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接着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求解。就像弗里德曼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这些模型的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卢卡斯直言不讳地讲“：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反映理智主义理想的数理分析方法，已经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这是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精确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使经济学规避价值判断，从而也集中体现了经济学理智论对普遍性和决定论的追求。因为只有在数学世界中，一切都是被逻辑决定着的，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效用的。
虽然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为经济学获得了许多成就与荣誉。但这种过度依赖和运用数理分析的思维与方法，使得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越发乏力，步入越来越窄的胡同里，甚至陷于自娱自乐的旋涡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数学中的数量的作用在于“为了能够从纯粹的状态中研究这些形式和关系，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放在一边”。正是由于理智主义导致了经济学的数学化，使得主流经济学在成为越发精致的假设推算工具时，离解释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渐行渐远。特朗普上台前后美国主流经济学派对其提振经济能力冷嘲热讽的表现，正好做了这方面的很好注解。亦如用西方成熟的经济模型来预测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走势一样，曾经多次出现惊世骇俗的结论。如果一国的经济现实与未来发展都能用经济模型解释与预测，且不说这种可能性与准确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符合实际；单就推及整个世界来说，如果数学模型可以解释与预测，那么整个世界就是按着既定的数的逻辑与规律在自在运行与发展，正如西方历史上诸多的发现者及其追随者，都把这归结于运用上帝赋予的理性去发现上帝创造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按照数学设计的宇宙及其万物。这又回到了柏拉图所说的，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本质的世界。
2. 高度理智的抽象把多样的现实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
经济学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演绎成经济范畴和概念，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主流经济学把一个个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的人抽象成为完全同质、只有单纯利益最大化动机、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论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即“理性经济人”假定。这个假定把现实的人还原成理性经济人，这种抽象不是经验的还原，而是一种超验的、理智的还原。在现实社会中，人有各种社会关系，而只有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理性的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在同样条件下，每个理性的经济人作出的选择结果都是一样的。经济学假定的理性经济人，是一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好不坏、不男不女、不善不恶、没有感情、没有意志、没有欲望的逻辑上的机器人。只要有数据输入，就会闪电般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计算出精确的结果，其行为是严格被给定条件决定着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机械的存在，一个逻辑符号，无关紧要，也是可有可无的。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出来的，所以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而演绎出结果，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分析范式之中。同样，经济学撇开处于真实社会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价值、文化、制度、环境等，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阻力的真空，以确保它假设能够推导出合适的结果以及其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遍性。虽然“在完美的形式逻辑外观下，经济学有其内在逻辑缺陷，不仅在逻辑推演中过度依赖于假定条件，而且有的假定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真实的，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本真价值理性”。假定的理性经济人都是利己的，但在现实中只利己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都“是难以被社会所接受的，因而是严重缺乏持续竞争力的”。而且，“没有一定的价值文化及作为其重要体现的社会道德背景，商业文明和有序经济行为是无法存在的，正如保罗·海恩所说，如果那样的话，文明就会让路给战火。经济活动和商业实践是不可能脱离价值文化及其体现社会道德环境而以赤裸裸的经济理性方式而存在的”。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就无法准确分析中国千百年来在不同地域形成的商业文化、商帮以及具有万千差别的商人群体。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在各自的发展中，虽然都融合在华夏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地仍然在各具特色的文化氛围与价值观念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商业文化，以及在这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商人群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苏商、浙商、晋商等冠以各地名号的商人群体，他们在共同的地方成长起来，在文化、思想、价值判断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这一点，各地当年在京城所建的会馆建筑院落也可窥一斑。虽然时光流逝，但这些建筑一直承载着各地的文化历史、人物故事，后人可以藉此追忆昔日的辉煌与荣耀。
3. 经济学中的个体解释相对于社会解释具有逻辑的优先性
方法论个人主义决定了自我和个人是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分析和观察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视角。“在经济学中，任何别的事情都能被解释为个人选择的结果。”承认个体的实体性存在，只有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着的，而社会集合体则是人们理智的建构。因为个体的真实性可以直接加以确认，而诸如等级、阶层社会集团、共同体、制度、民族、国家、社会和人类等社会集合体在经验中并不存在，因为所有社会集合体“对我们的观察而言，它们并不是‘给定的’，而是我们惟有通过努力才能加以重构的；而我们之所以能够重构它们，完全是因为它们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社会是由个人及其个人行动构成的“，离开了个人的行动而可以运行和表明自己的社会的观念是荒谬的。每一个社会的事物都必定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在个人的行动中认识的”。正如波普尔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努力把一切集体现象都理解为是由于各个人的作用、相互作用、目的、希望和思想的缘故”。这是因为，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无法像认识自然那样寻求因果法则，而是通过从人的动机、意志入手。社会结合体和社会机构本身没有意识和目的，只有个人才有。集体只不过是个体的目的、态度和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函数。经济学总是用个体偏好来解释社会聚合。反过来，对于经济学来说，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可以通过个人或由个人利益组成的集体行动得到解释。布坎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引入政治领域“，在这样的概念中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是类似的。在每一种过程中，个人投身于社会相互作用以图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目标是什么）。在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人的目标或目的以外不存在别的目标或目的。在正确理解的公共选择观点中，根本没有‘社会目的’、‘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机能’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的、最敏感的判断者。因此，不要让任何其他人去干涉他”。
一切真实的选择不是集体的选择，而是个人的选择。正是个人的选择，个人才是伦理的主体。正因为如此，方法论个人主义总是拒绝集体选择，从而用个人选择代替集体或群体选择。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内部的范伯格与哈奇森之间的争论中，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集体选择是不相容的。“一方面，范伯格认为，‘群体选择’与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冲突；由于群体选择从理论上讲乃是含混的，而且也是与哈耶克个人主义道路的基本主张不相一致的，所以范伯格主张，为了拯救方法论个人主义，我们就必须放弃群体选择。另一方面，哈奇森也赞同范伯格的观点，并且认为这里确实存在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群体选择’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冲突，但是，哈奇森却明确主张，为了保有群体选择，应当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至少也应当对它做出修正”。如果真如哈奇森所愿做出放弃或者修正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决定，西方相关经济理论以及在这样理论基础上得训练的中西方专业人士，在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以及中国官方文件中经常表述的“人民”与“集体”等词项的真实涵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将会得到很好地理解与探讨。更进一步的设想，基于此种放弃或者修正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论与解释基础上的包括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内的各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比现在这种类似于贸易争端会更加倾向于理解与合作，正所谓和则两利，合作共赢。世界是多样的，价值也是多元的。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灿烂的文明与成果传播到西方后，点燃了西方崛起以及一直影响至今的文艺复兴的火种，直到近代西方在技术上完全超越了中国。正如费正清所言，到这个时候，西方才开始敢看不起中国。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西方世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回来，这个转身中间隔了600多年。一花独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当代中国不仅需要吸收世界先进的技术和其他一切优秀成果，更需要形成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归纳中国特色经验、而且还要能够让西方世界看得明白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