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与分析框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经济的基本手段一般被分为通过调节总供给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供给管理和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需求管理。围绕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众多流派的经济学家已经提供了复杂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从短期和长期、总量和结构、财政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各个视角来区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及其相应的政策体系。但是，现实中一个国家要真正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基于基本国情、经济发展阶段、要素条件和面临的关键问题对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进行动态相机选择、综合协同应用。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背景下，再次强调供给侧，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内涵和政策含义认识并不统一。当前理论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混乱解读有两个倾向：一是“箩筐”倾向，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或者改革措施，都一揽子归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甚至一些刺激需求总量的短期政策也被归结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是“帽子”倾向，仅仅将自己认可的某方面政策工具或者改革措施戴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帽子”，并标榜这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而不能全面联系地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严格的概念界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突出了供给侧的问题，但还不完全等同于供给管理，要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两个问题需澄清：一是关于“供给侧”。“供给侧”这个用法是恰如其分的，用“供给侧”既突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供给方，又区别于西方供给学派；二是关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既包括“结构改革”的内涵，还包括产业比例结构、行业比例结构、区域结构等各种比例关系的调整等，即经济结构调整的含义。而使用“供给侧”这一前缀旨在强调经济结构中供给结构是主要矛盾所在。因此，“结构性改革”应包括供给结构调整和结构改革两方面任务，“结构性改革”更适合“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的内涵。
面对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同解读，更需要准确把握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最权威的说明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原因—对策”典型的“三段论”逻辑线路：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供给侧的有效和高度供给不足、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低下，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是体制机制问题束缚了生产力，因此，相应的对策是用体制机制改革的方法调整结构、化解结构性矛盾，最终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发展目标。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上面的“问题—原因—对策”逻辑线路，问题突出表现在“供给侧”，问题本质和根源是“结构性”矛盾，问题解决的对策是“改革”。
供给结构的问题可以具体表现在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供给结构问题，可以进一步溯源归结为生产要素结构性矛盾，或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需要改革。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驱动，甚至中国工业化进程被描述为低成本的快速工业化。基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要素，所形成的企业和产业供给能力自然也主要是低端的。近年来，这种低成本的要素驱动型增长动力结构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越来越难以持续下去。一方面，劳动要素新供给的数量在不断下降，同时中国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提高的速度明显高于主要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资本要素供给的数量驱动力量日趋减弱。因此，面对要素收益递减趋势，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应该是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只有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键是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通过技术创新优化生产要素结合方式。当前制约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和技术创新的关键障碍是体制机制，包括政府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科研教育体制、市场机制、企业体制等各个方面，因此，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也就非常必要，而这正是“结构性改革”的本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两个可能推进路线：一个可能的线路是政府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机制来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以及经济的企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化解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矛盾，解决供给侧问题，提高供给质量，改善经济运行；另一个可能的线路是政府在现有的体制机制框架下直接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处置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用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虽然有学者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只能是第一个路线，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实现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但是，从现实操作可能性看，近期各级政府可能更多地选择第二种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许在一些学者眼里这本身并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我们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转为现实任务，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针对供给侧存在的问题简化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时，在现有的行政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下，各级政府短期内更多地倾向于采用行政手段积极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虽然同时也会推进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但由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效果的不可控性，第一种推进线路被采用的可能和实施力度短期内不会太大。而且，在各级政府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任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很容易出现三种错误倾向。一是只关注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业负债高、成本高和存在基础设施短板等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本身，只就问题谈问题，而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背后结构性矛盾，因此，无法找到供给侧问题解决的根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结构性”三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三个字；二是在“唯GDP”导向的遗留影响以及“保增长”的压力下，政府不愿意真心化解产能过剩，甚至以“补短板”的借口继续扩大属于过剩行业的产能；三是过于机械地理解“三去一降一补”，看不到这五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缺少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观，机械地将每项任务指标化，层层分解，最终有可能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和分析框架，本文从经济结构视角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具体划分为企业、产业和政府三个层面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这可以实现理论性、系统性和现实指导性的折衷。本文在分析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并进一步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论述推进供给侧进行改革的重点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从工业经济运行看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
进入2015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的突出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工业上。如果说，经济发展面临的“四降一升”问题正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那么，工业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
第一，2015年工业增速呈现加速下行态势，是23来的最低工业增速。2016年上半年工业增速缓中趋稳，工业品价格、工业企业利润和工业出口都呈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而在积极迹象背后隐藏着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回头的担忧。
第二，2015年工业行业结构分化特征明显，2016年上半年结构继续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但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引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问题需要警惕。
第三，从工业增速看，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协同程度继续增加，但由于主导产业增长分化而导致的新的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新区域协同发展战略需要加大推进力度。
第四，工业呈现出的增速显著下行、行业和区域结构分化的经济新常态特征，以及当前工业运行中面临的产能过剩顽疾、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民间投资意愿大幅下滑、累积债务风险日趋增大等突出问题，表明工业经济亟待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总之，从工业运行角度看，面对当前速度下行的压力，要实现工业经济增长的筑底成功，实现健康的、可持续“L”增长轨迹，关键是实现工业增长动力转换。随着人口红利快速消失、企业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回报逐步下降，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必然是提高工业生产要素质量和创新工业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机制，这正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之义。如果借用生态经济学的表述，这种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进工业增长动力转换，实际上就是再造一个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这个新生态系统由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紧密相连的子系统构成，系统运行的核心是提高工业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新生态系统与原生态系统的关键区别是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工业增长方式从劳动力和物质要素总量投入驱动主导转向了知识和技能等创新要素驱动主导，适应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根本需要。
3. 推进企业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提升中国工业企业整体素质，形成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
“僵尸企业”一般认为是已经不具有自生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市场出清，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而勉强维持运营的企业。“僵尸企业”的定量鉴别十分复杂。近两年来，受经济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市场需求疲软的影响，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而市场又不能自动出清，形成了众多的“僵尸企业”。中国现阶段的“僵尸企业”大多分布在产能过剩的行业，既包括处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绝对过剩行业中，也包括存在于光伏、风电等产能相对过剩行业中。从所有制结构看，“僵尸企业”大多属于社会包袱重、人员下岗分流难度大、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僵尸企业”的成因较为复杂，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所占所处生命周期、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当前“僵尸企业”存在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过度保护、产业政策选择性过强，使得市场无法快速出清而造成的。“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会降低资源使用效率，恶化市场竞争秩序，加剧金融风险，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虽然“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会引起上述风险，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僵尸企业”都应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00年代早期，日本“僵尸企业”中的大部分并没有破产或退市，而且大部分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的绩效在近年来还有了显著的提高。“僵尸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切忌采取“一刀切”的相同处置办法，而应全面分析企业经营困难程度、成因和未来发展潜力，以此为基础抓住重点、分类化解、精准施策，协调推进。一是全面评估。对具有资产负债率高企、无法准时偿还银行到期利息、纳税额明显减少、用电量明显降低、拖欠职工工资等特征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委托专业机构对“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估。二是要精准处置。根据“僵尸企业”情况差异，清理退出一批、兼并重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对落后、绝对产能过剩产业和衰退产业中长期亏损和停产的企业要加快清理退出，对主要由于管理水平落后、暂时性的产能过剩而出现亏损但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高、产业发展前景长期看好的企业重在兼并重组或者改造提升。三是要协调配套推进。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手段和工具，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与处置“僵尸企业”相结合，通过市场化的多种融资手段支持“僵尸企业”在市场出清；完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与“僵尸企业”破产政策相协调；健全法律制度，更多地依靠法律手段推进“僵尸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相协调；转变产业政策，纠正不恰当的财政补贴等市场扭曲行为，实现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深化国企改革，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对“僵尸企业”中的优质资产进行兼并重组[22]。
第二，有效降低制造企业成本，提高制造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之本，实体经济中制造企业是主体。当前，中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并呈现出明显服务化趋势，经济“去实体化”的内在结构演进风险在不断加大。更重要的问题是，由于体制机制原因，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严重抑制了制造业的正常健康发展。当前制造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已主要不在于通过提高在整个经济中占比而吸纳就业和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在于制造业对于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决定性作用。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但是，由于大量的资源流入到房地产业，制造业的创新活动受到了很大抑制。研究表明，那些房地产投资增长越快的省份和地区中，创新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长率越低。中国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贷款期限结构的偏向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形成了更为突出的抑制。再加上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国际竞争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企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越来越严峻，生存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制造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逐步增多。
在众多制约制造业健康发展的因素中，成本快速上涨是近年来影响制造企业发展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也表明我国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围绕降低实体养老保险、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关键要看是否形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必须下决心彻底扭转资源“脱实向虚”的倾向，在金融业长期“暴利”、房地产价格“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环境下，制造企业就难以吸引资金要素、高素质劳动力等资源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就会大大折扣，制造企业也就不能提高多品种、高品质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高端有效供给也就无从谈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就无法达到。还应指出的是，成本高低是相对的。因此，直接出台措施降低企业成本，只属于是临时给制造企业松绑，长期看还必须建立长期的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三，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产能过剩行业和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有突破性进展，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发展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明确了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任务。在经过了近两年的探索后，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实践层面的实质推进还只是在局部地区或领域起步，国资国企改革总体进度相对较缓，改革系统性、针对性、时效性不够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改革阻力克服路径还有待进一步明确，试点进展还不均衡，改革动力还有待进一步培育，社会感知的改革效果还不显著，国有企业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改革的联动性有待进一步增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当前，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发力，无论是从整体经济发展需要看，还是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发展看，实质推进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都具有必要性和急迫性。因此，当务之急是扫清改革政策与改革实践之间的障碍，建立改革激励相容机制，紧密围绕改革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来开展工作并取得实效，开启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新阶段。
一是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以国有企业功能分类为基本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以国企功能分类为前提，可以概括为“分类改革”阶段。根据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国有企业可以分为公益类、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以及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将会有不同的国资监管机制，混合所有股权结构中的国有持股比例要求不同，企业治理机制也有差异。由于现有的国有企业没有明确其具体定位，大多是三类业务混合，因此，需要推进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来实现企业功能定位和分类。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首先对每家国有企业进行功能定位和类型确定，并向社会公布，这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是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整体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质推进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各项改革任务和政策措施的协同性。无论是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还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以及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些改革任务都不是割裂的，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需要注意其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协同原则，要求“十三五”时期根据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对国有经济布局有一个整体规划。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展的国企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各项试点也不应该是对一个企业单向推进，而应该将试点企业作为一个综合改革试点。
三是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努力在两个领域实现突破。这两个领域分别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石油、电信、电力、民航、铁等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两个领域的国企改革对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支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领域改革涉及到化解产能过剩、处置“僵尸企业”和国有经济在这些行业的逐步退出等难点和重点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任务，能否成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和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第二个领域的行业大多是基础性行业，对整体经济效率影响巨大，其改革能否成功推进，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以及下游产业的成本降低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两个领域取得突破，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十分重要的内容。
4. 推进产业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把握新常态下产能过剩的新特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主要利用市场手段积极推进工业的“去产能”。
对于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工业，化解在工业化中期所积累庞大的工业产能，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产能过剩不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新问题，多年来政府已经多次推进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关于产能过剩有两个方面问题必须清楚认识。一是当前的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和绝对性的新特征，因为本次产能过剩所涉及的主要行业及许多产品，其需求峰值已经或即将到来，未来需求增长空间已极为有限，很难再出现新的需求高峰而将过剩产能消化掉。因此，现在的产能过剩会是长期的和绝对的，必需有充足的思想和战略准备。二是化解产能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对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这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完成压缩产能的指标难度比较大。因此，针对具有长期性和绝对性过剩的特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去产能”还任重而道远。
第二，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战略 ，大力发展新经济，加快培育工业经济增长新动力。
当今世界正在步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拓展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新要素、新动力和新模式不断壮大，“新经济”浮出水面。所谓新经济，其本质是由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动新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活动，表现为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与发展。新经济的技术革命基础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还包括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制造技术，以及以纳米、石墨烯等新材料技术，氢能、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基因组、干细胞、合成生物等生物技术。新经济既表现为基于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还表现为传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发展。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信息（数据）独立流动性日益增强而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进而增加了信息边际效率贡献信息（数据）；二是以“云网端”为代表的新的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三是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向于社会化、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小微化，从而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拓展了范围经济作用，进而成为新经济的效率源泉。
在当前我国工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业结构分化、工业经济增长动能亟待转换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新经济既是积极应对新产业革命挑战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的战略要求。虽然当前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面临巨大经济下行压力，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赶上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和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是中国努力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高工业供给质量的一个核心战略。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优化，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改善。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对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具体要求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修补制造业创新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提高中小企业制造创新能力；加强各层次工程技术人员培养，提高技术工人的创新能力。
二是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一定要坚持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避免强选择性产业政策，要强调通过支持建设广义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物质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和制度性基础设施)来推动和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维护公平竞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从而完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提升整个产业和国家的创新能力。
三是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围绕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钻研精神奖励、创新导向激励、职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建立完善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逐步引导培育产业工人的精益求精的行为习惯，最后形成超越制度的体现为“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弥补中国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提升中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
四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积极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智能制造的发展能加快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改造，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逐步实现转型升级，促进了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为此，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向强调效率导向的产业融合和产业质量能力提升转变。要打破政府主管部门界限，突破只站在本部门角度思考产业发展的思维定式，鼓励生产要素和资源跨部门流动，以智能制造发展和打造智能制造体系为先导，促进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和向服务业延伸，以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制造发展为目标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培育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另外，由于总体上中国制造业处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并存的阶段，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智能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要基于中国国情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新战略。最后，可以借鉴日本“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新组织。智能制造具有技术集成特性和工程密集特性，需要一批能够明确提出先进制造系统技术条件和工艺需求、具备与先进制造技术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管理方法和技能的“现代核心工厂”，这个“现代核心工厂”就是智能制造技术在企业组织层面进行应用、互动和持续改善的平台。而这恰恰就是日本的“母工厂”的定位功能。因此，中国需要借鉴日本“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的“现代核心工厂”，奠定智能制造体系建设的高效工厂组织基础。
5. 推进区域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中国工业产能合作和企业“走出去”，实现工业生产要素在全球有效配置。
“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至少涉及65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3%和 29%。从工业化视角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表明中国这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拥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产业合作空间巨大。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工业产能合作，重点推动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领域的产能合作，通过“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BOT、PPP、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技术援助等机制推动一批重点产能合作项目，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和工业园区，培育一批工业产能国际合作的骨干企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工业生产要素的全球有效配置，也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一带一路”战略具体需要全国各地进行有效对接，对全国各地工业经济发展也是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实现工业生产要素区域间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构造区域工业发展新生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旨在优化空间格局和功能定位、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建一体化现代交通网络、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措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形成以首都为核心、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这不仅可以创造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工业投资需求，同时也努力构造研发与制造产业链条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的工业生态系统；长江经济带战略覆盖全国11个省市，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工业分工协作，形成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制造业协调发展带，有望形成若干符合《中国制造2025》战略方向的、世界级的、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则旨在到2030年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这些大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以工业生产要素有效配置为基础，也促进了工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正是这些区域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抓手和服务目标。
由于各个省级区域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历史沿革和文化习惯等的差异，在现有的行政管辖格局下，推进整体区域发展战略并不容易。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产业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相应的协同发展水平短期内难以迅速提升。因此，推进大的区域发展战略，要从长期着手，应该通过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优化工业资源在各地的区域配置和产业价值链分工格局，提高供给要素质量，促进工业要素合理流动，逐步打造出工业发展的新产业生态系统。这要求，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过剩产业“去产能”，还是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无论是利用金融创新“去杠杆”，还是同降低工业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方面“降成本”，以及发展先进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补短板”，都要在区域内整体作为一个产业生态系统考虑和规划。从积极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入手，然后推进区域内产业对接和生态环境保护，最终构造一个新的工业生态系统。
第三，地区层面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充分考虑本地区发展水平和区域战略，体现地区的差异化特征。
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都是针对由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但是具体到各个地区，由于其发展阶段、基础条件、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表现会有很大的区别，无论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还是“降成本”和“补短板”，具体的重点、对象、程度都会有很大差别。例如，从大的区域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问题就会不同，而不同城市也会有很大差别，资源型城市和制造业密集城市也不同。因此，各地区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应给结合本地区基本情况，因地制宜，差异化推进。但是，这种差异化推进只是意味着尊重分工差异和本地比较优势，鼓励地方通过差异化的创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并不意味着可以以“补短板”的借口重新回到粗放经济发展的轨道上。
6. 结语
在从实际推进角度对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论述以后，还必须回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上的本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在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保证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所以，创新发展必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首要发展理念。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人民本位”的创新理念；另一方面，要重视技术创新中的企业家的核心角色。企业家角色的核心内涵是创新，实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从企业层面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从产业层面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及从区域层面推进“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域发展战略，都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的核心作用，充分调动企业家创新积极性，政府在体制机制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