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之路，实现了由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重大转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1978年之前的对外开放受限多、规模小、发展慢。1978年之后，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和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形成了由渐进推进到全面升级的中国开放模式。特色鲜明的中国开放道路及“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经验丰富了人类社会开放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及国内主要矛盾变化，要着力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制度型开放转变，不断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关键词：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70年；全球治理；互利共赢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海关，在很短时间内结束了旧中国由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垄断对外贸易的局面，开始独立自主开展对外经贸活动。7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外经贸管理体制经历了重大变革，对外经济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提高。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并将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担负起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历史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新中国对外开放历程回顾
新中国对外开放以1978年为转折点，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形成鲜明对比，1978年之前的对外经贸活动有较大的局限性，1978年之后则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技术革命深化及国内加快经济建设的历史机遇，将对外开放确立为长期国策，开放领域逐步扩大，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1978年之前计划主导的对外经贸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外国资本在海关、金融、航运、保险、商检、仲裁等领域的垄断和特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环境下，中央政府对外贸实行国家统制的管理模式，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①建立起集经营管理为一体、政企合一、统负盈亏的外贸管理体制，由中央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少数国有专业外贸公司组织进出口业务。当时，外贸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调剂余缺、出口换汇”。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国家实行“封锁禁运”，贸易伙伴主要集中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开始将贸易对象转向港澳、日本、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定期举行出口商品交易会，扩大贸易范围。在贸易方式方面，20世纪50—60年代，为克服现汇短缺，与苏联、东欧及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签订政府协议，开展记账结算的易货贸易。同时，为解决出口货源紧张，增加出口创汇，从1957年开始有计划地实施“以出养进”，即进口部分原材料经过国内加工后再出口，这也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雏形”。
① 参见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一时期，我国技术和资金引进也经历了不少波折。20世纪50年代，技术和资金引进主要依靠苏联对华援建。1950—1955年，通过政府贷款、设备供应等方式，我国接受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②这些援建项目为我国提供了技术设备和生产指导，直接影响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结构和布局。尽管当时苏联援建项目对国内经济建设十分必要，但有其历史局限性。在资金支持方面，苏联对我国贷款总额为14.06亿卢布，占“一五”时期总投资的比重仅为3%。而自1955年起，我国开始用对苏联贸易顺差偿还所借外债的本息。1954—1959年，作为对援建项目的补偿，我国向苏联输出了大量战略物资，包括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此后，由于苏联撤走援建人员、抽离资金，导致部分援建项目停摆，加之提前偿还债务带来的外汇压力，导致我国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为加快工业化进程，1960—1966年，我国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奥地利等国家签订合同，进口冶金、化纤等技术装备。1966—1976年，技术和资金引进基本陷入停顿。20世纪70年代，我国相继与日本、西德、美国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技术引进得以恢复。1973—1978年，我国重点引进了轧钢、化肥、化纤、发电、石化联产等26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用汇约30亿美元。虽然引进这些生产线和技术设备促进了工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但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工作也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片面追求“大、多、全”，部分项目对国内消化吸收和项目配套能力考虑不足，并出现“抢外汇、乱布点、重复建设”等问题，造成严重的资金浪费，影响技术引进的实际效果。
② 所谓“156项工程”最终确定为154项，实际实施150项。（参见：孙国梁、孙玉霞《“一五”期间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探析》，载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对外援助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另一特色领域。1950—1978年，我国对外援助总金额高达483亿元人民币，约占同期财政支出的3.38%。严格意义上讲，对外援助属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范畴，而非纯经济交往。虽然我国对外援助过多强调道义原则，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援外也成为扩大经贸合作及技术、设备和劳务输出的重要途径。
总体看，1978年之前的30年，对外经济领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不论政府还是学术界对外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都存在局限性，仅将外贸企业的经营利润作为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和辅助支撑，［2］强调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服从国家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原理。［3］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半封闭、内向型的状态，虽然通过有限的进出口和技术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短缺，为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积累了资金，而且创汇导向的外贸政策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明显缺乏活力，割裂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有机联系，阻碍商品和要素流动。同时，由于我国没有加入关贸总协定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外经贸活动受到诸多限制。
（二）1978年之后全面升级的对外开放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一方面，国际政治关系趋向缓和，全球产业转移加快，而周边的“亚洲四小龙”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形成了较强的借鉴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建设迫切需要打开国门，引进技术和资金。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观察到国际秩序的变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③。党中央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做出了中国经济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重大决策。
③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1978年之后的40年中，我国对外开放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开放的深度和宽度不断实现突破和跨越。1978—1991年，对外开放以试点示范为主，有条件地探索实施；1992—2001年，以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契机，对外开放由点及面、加快推进；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等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战略新举措，掀起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创新外贸管理方式的新高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开放”列为新发展理念之一，推动主动、双向、公平、全面、共赢、高质量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党的十九大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面对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复杂形势，我国主动担负起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
从对外开放布局看，1980年国家决定兴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初步形成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1984年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东南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的梯度开放布局逐步成型。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为缩小地区之间开放水平的差距，推动对外开放均衡发展，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等战略措施。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为着力点，加强“陆海统筹”，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
从对外开放领域看，在对外贸易方面，以市场化改革为目标，打破单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放贸易经营权。尤其是在争取“复关”和加入WTO的过程中，我国对关税政策及贸易管理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而加入WTO后，通过履行相关承诺，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显著提高，引导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更为突出。同时，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大经贸战略、加工贸易升级等举措，促进进出口规模扩大及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在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制于有限的国内外汇积累，单纯靠进口设备、引进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决策，开放利用外资。从20世纪80年代外资进入餐饮宾馆等传统服务业，到90年代制造业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再到加入WTO后开放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准入条件逐步放宽。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及国内企业竞争力提升，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促使境外投资迅速增长。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方面，我国始终遵循自主、渐进和可控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建立外汇调剂中心，实行外汇留成制度。1994年及之后的数轮金融改革取消了外汇留成制度和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减少了资本流动的障碍。需要强调的是，我国顶住各方面压力，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汇率形成机制完善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而确保了开放条件下国内金融秩序和外汇市场平稳有序，这种开放路径是由我国金融调控能力决定的，同时也有效维护了国家金融安全。
回顾70年来的曲折发展历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使得对外贸易彻底摆脱了旧中国对官僚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的依附。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下对外经贸发展受限多、规模小、发展慢，1978年之后的对外开放才是真正意义的主动对外开放。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符合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我国对外贸易的成就与经验
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为明显。在由高度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共同推动我国经济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动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17年的15.2%，人均GDP由1978年的384美元提高至2018年的近1万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利用外资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缔造了人类历史上后起大国工业化的增长奇迹。实现这样的奇迹，靠的是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深化改革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一）主要成就
1.对外贸易持续增长，贸易大国地位日益巩固提升。进出口规模扩大是新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195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到1978年增至206.4亿美元，2018年扩大到44 354.3亿美元。④对外贸易增速远远超过同期世界平均水平，1950—201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增长2245倍，而来自WTO的数据显示，1948—2017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312.2倍。但应该看到，1978年前，我国对外贸易虽有发展，总体水平仍比较落后。1949—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始终未超过1%，这一比值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如，1977、1978年，我国出口商品总额不及日本汽车一个产品的出口额。［4］
④ 2018年进出口数据来自《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并折算为美元。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就主要是1978年之后取得的，40年来进出口规模扩张带动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07年，我国出口跃居世界第2位，扣除汇率等因素，出口当年实际排名世界第一。另据WTO统计，2013年我国超过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⑤这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性标志和里程碑，也是坚持对外开放、不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重大成果。再从贸易差额的变动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出口创汇能力有限、外汇储备少，难以满足商品进口和技术引进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出口规模持续快速扩大促使贸易顺差大幅增加，［5］我国贸易顺差由1950年的－0.3亿美元大幅升至2018年的3388.2亿美元。（见表1）规模庞大的贸易顺差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到2018年末已达30 727亿美元，从根本上缓解了1949年后近半个世纪我国国际收支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进出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引发与部分贸易伙伴的经贸摩擦。
⑤ 据WTO统计，2013—2017年，除2016年居第二位之外，其余年份我国均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表1 1950—2018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及贸易差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1950—2017年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来自《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对外贸易的发展成就还表现为贸易结构逐步优化、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为主，约占出口总额的70%；进口则以生产资料为主，1953—1978年生产资料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约为80%。新中国工业化发展带动轻纺产品出口比重提高，由1953年的26.9%提升至1978年的46.9%，但由于工业生产能力落后，到1980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为50.3%，仍超过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改革开放后，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工业化进程明显提速。2017年，初级产品出口仅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2%，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则提高到94.8%，远高于制成品出口占比69.6%的当年世界平均水平。⑥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我国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重要出口国，而且成为全球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者。［6］（见表2）另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不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超过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当然，这一比值更多地反映出我国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上处在终端制造环节的总体分工地位，但也体现了我国急剧扩张的高技术产品的加工和出口能力。［7］（见图1）
⑥ 数据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世界数据来自WTO“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18”。
表2 我国主要商品出口市场份额及国际竞争力
数据来源：WTO相关年份的World Trade Statistical。
注：RCA指数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图1 1988—2017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及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2.积极引进外资，营商环境逐步改善。1978年之前，我国以政府借款等方式从苏联及一些西方国家引进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技术设备和重大项目建设。我国对外商投资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从最初的优惠政策到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建设，以及经济持续增长培育起的国内市场，共同构成我国利用外资的动态区位优势，吸引越来越多外商到我国投资。［8，9］1979—2018年，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0 316亿美元。另据商务部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以来，截至2018年，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约96万家。利用外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加快要素配置全球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外商投资企业在扩大出口、增加税收、吸纳就业等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受产业转型、综合成本上升、外资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增速放缓，外资在资本形成中占比回落，但我国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和FDI流入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1993—2012年的20年间，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在吸收外资中占据首要位置。2013年，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反超第二产业。2017年，制造业吸收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下滑至25.8%，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达72.7%，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接近三成。2018年，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有所反弹，达到30.3%，电子通信、医药、计算机、航空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资占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超过35%。
图2 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化（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2018年数据来自《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他年份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资本双向流动加快，对外投资提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技术、设备、资金和劳务输出主要通过对外援助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方式。经济发展落后导致国内积累能力薄弱，资金和外汇短缺问题长期存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两缺口”的制约才逐步得以缓解，我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角色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产业转移承接国转向资本双向流动的国家。近年来，贸易摩擦加剧、主要能源矿产进口依存度攀升、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促使更多企业“走出去”。尽管境外投资历史较短，但在一系列鼓励措施的作用下，我国境外投资增长迅速，企业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达到1205亿美元，约为1990年的135倍。（见图3）
图3 1990—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流量（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2018年的数据来自《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2.5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3.92万家，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资本存量达到18 09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连续居发展中国家FDI流出量首位。同时，对外投资带动了技术和劳务输出。1979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仅为0.33亿美元，2017年扩大到2625亿美元，对外劳务输出由1984年的2.76万人（年末在外人数）增至2017年的60.3万人。
4.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全球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对象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对外经济关系相对简单。不论是对待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并通过大规模对外援助，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起了中国无私、慷慨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实行经济封锁，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范围十分有限，措施也不够丰富。1978年之后，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日益活跃，地位明显提升。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战略意识，在“复关”及加入WTO谈判中历经波折。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被赋予了更多责任，处置各类国际经济纷争的方式方法更加成熟，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一方面，主动参与WTO改革，坚定维护多边体制及其倡导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另一方面，顺应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双边自由贸易安排（FTA）取得重大进展。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2月，我国已签自贸区协议17项（包括两项升级版FTA），在谈14项，正在研究的FTA有8项。FTA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化，能在深化经贸合作、助推新兴市场开拓的同时，不断积累谈判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集体渊谋远略，强化顶层设计，先后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展现出全球治理的全新理念和宏大格局，运用经济、外交手段掌控制度性话语权的综合能力显著增强。
5.不断探索中国开放模式，引领全球对外开放制度创新。1978年之前我国对外开放虽然有较为清晰的政策导向，但在较长时期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制度设计。改革开放初期，决策层并未明确开放的长期目标，而是采取了很多实验性、局部性的政策措施进行探索试错，对外开放走出了由渐进推进到全面升级的轨迹。这种渐进式的开放模式与“增量改革”的路径高度契合，与转轨国家实施的“休克疗法”形成鲜明的制度反差，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改革开放对社会经济体系的冲击，降低了对外开放的综合成本。同时，我国开放政策的演进带有鲜明的增量特征。由于前期开放政策的成效往往会产生显著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因而不断被复制、推广和提升。当国内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遭遇障碍和阻力，中央政府会倾向于从对外开放领域发力，通过投放新的制度供给，积极寻求在开放部门率先实现突破。这方面的典型实践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前后一段时间，国内对此举的利弊影响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方方面面的争议和分歧很大，但决策层看准大势，顶住压力，坚持以加入WTO为契机，将“公平、透明、非歧视”等WTO原则作为对外经贸立法和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引领我国对外开放步入全新阶段。自1999年，围绕加入WTO谈判及履行入世承诺，中央及各部委先后清理各类法律法规和部门条例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政策措施多达19万件。这些做法不仅完善了我国法律环境，大大提高了政策透明度，而且打消了国际上对我国加入WTO后应对能力的疑虑，并在WTO成员中逐步树立起“负责任、守信用、重承诺”的大国形象。同时，加入WTO带来的竞争压力为国有企业及汽车、银行、电信等领域扫除了体制沉疴，为加快自身改革提供了重要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形成的倒逼机制不仅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作用，而且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策略。20世纪90年代，外资企业大量涌入我国市场，一方面促进市场竞争主体多元化，外资企业先进的治理结构和丰富的竞争策略起到了正向的示范作用，［10］产生了积极的学习效应，加快了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和治理结构改革；另一方面，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内资企业纷纷改革重组，低效率的内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从而完善了国内市场退出机制。从法规层面看，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对市场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带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并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提高了我国市场规范的立法水平。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我国企业直面国内外各种风险和竞争，着力提升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自下而上”主动转型升级。这些熟悉国际市场运行规律的企业既是我国经济体系分量十足的“压舱石”，也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二）主要经验
总体看，我国对外开放很好地利用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领域获得的增量效应弱化经济转轨和体制改革带来的震荡和冲击。随着“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制度红利不断积累和释放，对外开放的“路径锁定”效应逐步被固化和强化，使得开放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面对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遭受2008年国际金融的严重冲击，我国的开放之路也未发生偏航，反而以更加笃定的开放决心和更大力度的开放举措，逐一化解纷争和风险，克服了困难和挑战。我国这种开放模式是由对外开放的初始条件及目标方向共同决定的，不仅丰富了世界对外开放的实践，而且为开放理论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必须强调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道路和模式虽有特色，但仅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于体制机制的独特性显然并不客观。［11］实际上，通过回顾比较20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效果可以发现，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实现经济起飞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发国家和地区都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的开放水平。归根结底，我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最宝贵的经验在于深刻总结封闭发展的历史教训，认清世界经济发展和要素流动的规律，准确把握全球化演进的方向，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市场化操作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互配合、相互促动，循序渐进地推动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政府和企业有意识地遵从而不是违背国际规则。［12］在中美大国竞争全面升级的情况下，尤其需要保持这一清醒认识，不忘初心，坚守开放定力。
三、我国对外开放的国际影响
（一）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大国崛起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一直是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演变的独特力量。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化基本上是在封闭状况下进行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十分有限。［1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激发了生产要素的活力，经济迎来了长期稳定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见图4）
图4 1961—2018年我国及世界GDP增速（%）
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在加速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分享了全球化红利，国际分工地位迅速提高，特别是在贸易领域，由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供者成长为工业品贸易大国仅用了不足30年的时间。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从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大国，我国不断改善的贸易与投资环境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障碍，为全球要素提供了更广阔的增值空间，大量性价比较高的中国出口商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世界各国消费者的福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撬动”作用十分突出。据世界银行估算，2012—201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美国为10%，欧盟为8%，日本为2%，中国达34%，超过美国、欧盟、日本三国贡献的总和。［14］2018年，我国继续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30%，真正扮演了世界经济发展“稳定器、动力源”的角色。
（二）推动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格局演进
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使我国逐步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WTO的数据显示，1948年，我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为0.9%，1978年这一比值降至0.75%，当年美国、日本和德国所占比重分别为11%、10.8%和7.4%；而到2017年，我国出口份额上升为13.2%，美、日、德三国的比重分别为9.0%、4.1%和8.4%，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球的比重更是高达17.8%。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贸易格局演进呈现此消彼长的突出特点和态势。尽管我国为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将全球经济贸易的“蛋糕”做大，但由资本主导的现行世界经济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衡。历史地看，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的更迭都曾伴随着国际关系的深度调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给全球贸易带来“创造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因此，虽然在相对平稳且效果显著的制度变革进程中，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但对外经济关系出现新的矛盾和冲突却难以避免。［15］由于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衡，从欧洲到北美，部分发达国家将国内经济失衡、失业、难民等政治经济外交问题皆归罪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自由贸易体系的危机，不断侵蚀人类借力全球化实现的合作共赢的重要成果。我国无疑是各种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势力的主要受害者，截至2018年，我国已连续22年成为全球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中美之间全面升级的大国竞争正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长期调整的结果。
表3 1948—2017年世界货物出口地区结构（%）
数据来源：WTO“World Trade Statistical Review 2018”。
注：东亚6国（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三）增进世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进入21世纪，我国展示给世界的已经不再是一个落后封闭、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而是高度参与国际分工、不断融入国际秩序、日益开放自信的发展中大国的全新形象。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关系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的局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秉承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理念和原则，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与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依附关系进行了彻底的历史切割。“一带一路”倡议则是我国义利平衡观和文化平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2013—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接近6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约850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长远看，中国大国复兴必须走和平发展之路，通过自身扩大开放推动全球共同开放发展，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利益制衡机制，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价值的多样化和包容性。
（四）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一方面，进入新时代，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我国正加快由“卖全球”向“买全球”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的，“不断开大中国市场大门，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高质量产品。”中国不仅要做全球价值链上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还要成为“世界市场”，追求发展更加平衡的中国贸易必将为全球商品和服务提供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高增长刺激了对初级产品、工业原材料及中间品和零部件的需求，不仅国内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而且由于一些能源、原材料需求扩大超过国内供给的增速，加之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开放程度提高，我国初级产品、工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产品的进口大幅度增长，大宗产品、能源和基础金属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进一步加剧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粗放型、低水平的出口规模扩张导致我国隐含碳排放和输出型资源消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世界资源浪费，不利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总体看，开放部门对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化敏感度高，具备率先实现转型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长远看，中国制造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必将为应对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新的贡献，促使中国的开放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世界。
四、新时代扩大开放的思路与政策选择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此“局”之变反映在诸多方面。从国际环境看，近年来，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世界范围内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资本主导、成本驱动的全球化动力机制正在加速切换。随着价值链构成中知识含量不断增加，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端机器人等新科技的应用带动制造业智能化、服务化发展，使得纺织服装、机械加工、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的部分环节被重新布局到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增大，导致持续30年的全球价值链扩张势头出现停滞，世界范围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增速明显下降，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16］与全球价值链收缩态势相反，亚太、欧盟等地区的区域价值链日益活跃，这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参与进而主导亚太区域价值链的紧迫性。再从科技活动的一般规律来看，科技创新始终是大国角力的竞技场，现阶段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发达国家集中对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新生命科学、先进材料等领域进行战略布局，以占据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新工业革命初期，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发达国家打牢新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赢得战略时机，但却进一步强化了“反全球化”势力。一方面，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试图通过签订新型高水平的双边或区域一体化协议，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破与立，意在削弱WTO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主体地位，挤压我国参与、引领WTO改革的空间；另一方面，工业大国不断强化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等领域的政策引导，加大创新投入、融资支持等正向手段与针对竞争对手的投资审查、高技术出口管制等非关税措施并用，确保赢得新工业革命的产业竞争。长远看，开放是全球化的主基调，但全球化的历史演进一波三折，在国际竞争格局剧烈变动中，未来全球治理难度增大。
从国内形势看，总体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新经济新动能带动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渐进式、增量导向的开放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障碍，“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应受到各种掣肘。近年来，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支撑的传统比较优势弱化，曾经引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这架“马车”开始显现失速的势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幅下降，反映出开放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直接影响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意愿和共识。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封闭必然落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必将在更加开放条件下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既是对中国开放模式和经验的精准总结，也是对开放提出的新要求。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核心和重点是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一方面，在遵从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创新，统筹协调国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彻底打破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玻璃门”，将新一轮开放红利释放到位，加快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另一方面，加大国际协调力度，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创新、活力、联动、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体系。
为此，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增强优势产业整合全球科技要素的能力，形成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生态、文化”为支撑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二要平衡进出口增长，大力进口先进技术设备、高品质的消费品及多样化的服务，更好地满足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世界市场建设，使中国的发展真正成为世界的机遇。三要加紧落实《外商投资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确立竞争中性的市场规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四要赋予自贸区更大的体制改革和先行先试自主权，提高自贸区建设质量。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将自由贸易港建成我国新一轮开放的新名片，树立全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新标杆。五要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提高战略透明度和项目投放的合规性，着力培育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实现与沿线国家产能有序对接，以我国优势产业来支持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切实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六要顺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加强国内各部门协同，以RCEP为突破口，推动高水平FTA建设。积极参与主导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为推进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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