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新意义、新内涵及主要着力点

 

经济体系概念是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看到，我国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在不断深入。在此期间，研究阐释现代化经济体系已成为经济理论界的一个热点。既有研究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和理论背景、意义和价值、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1，2，3，4，5，6]事实上，从经济体系的现状到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只能通过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来实现。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深刻理解和把握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新意义、新内涵，探索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实现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经济理论支撑，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新意义

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内在要求。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既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必由之路，又是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要求，还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基础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现代化是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7]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经济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动力源。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史来看，发展经济是一切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动力保障。经济体系优化升级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为和平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基本的支撑条件。

（二）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应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内在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由多种矛盾和问题所构成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主要矛盾，居于支配地位；在每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可以通过“牵牛鼻子”而统筹事物发展全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供需体系的总量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比如，中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无法适应消费升级需求；居民对优美生态环境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向往，但环境污染形势仍较为严峻；城乡和区域间不平衡不均衡程度较为突出。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不再围绕解决“有没有”“有多少”问题而聚焦经济的“体量和速度”，而是重点围绕解决“好不好”“优不优”问题而聚焦“质量和效益”。[8]这迫切需要创新驱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满足高质量消费需求；需要追求可持续发展，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还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让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这些均是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

（三）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所处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变得严峻和复杂。从外部环境变化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单边主体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家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性蔓延，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激增，造成世界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内部条件变化来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同时仍面临着科技创新实力不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城乡区域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加大等问题。

实际上，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经过量的积累、开始实行质的突破的关键时期。[9]从反面教训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需要警惕的现实问题，这是由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往往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不充分有关，体现的是通过投入大量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10]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发展质量不高的体现。而破解这些问题，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经济福祉包容共享，这些正是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重点所在。

二、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新内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过程，必须始终坚持生产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重视分配、交换和消费对生产的巨大反作用。^①基于此辩证逻辑，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应涉及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而不能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体系发展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关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内涵需要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制度环境等维度去深刻理解。

①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

（一）从生产角度看，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内在包含“四化”同步、绿色生产、区域协调等内容

1.“四化”同步

“四化”同步是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必然要求。这既符合经济体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种并联式的“四化”同步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现代化的中国式特色。

②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其一，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开启了人类现代化之先河。[11]可以说，现代化是由工业化驱动向现代化社会变迁的过程，工业化也可被看作是经济现代化。[12]工业对于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是，它是科技创新的实现载体和必备工具，其创造力渗透到几乎一切领域，使得一二三产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甚至非物质财富都是程度不同的“工业化”。[13]因此，工业化不仅仅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技术进步，更是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部门一直高度重视以工业化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国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建设成为工业大国，但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目前我国还面临工业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缺失、能源资源环境约束加紧等短板，迫切需要推动新型工业化，通过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其二，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驱动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信息化时代将数据引入生产要素的范畴，正在改变着传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由于数据要素具有低成本、大规模可得、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非排他性/部分排他性、外部性以及即时性等特征，能够促进传统产业向柔性化、精准化和定制化方向变革，能够帮助工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物料和能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有效缓解人力成本上涨压力，准确预测市场和匹配供需，提高生产的柔性化程度，从而提高整个工业的国际竞争力。[14，15]可以说，尽管我国工业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工业化还没有全面完成就赶上以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契机。[16]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成为引领和支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加速工业化的宝贵机遇。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着力促进工业智能化发展。

第三，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工业化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驱动力，城镇化为工业化提供要素集聚载体和市场需求空间，而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基石。当前我国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功能协同存在短板，工业化和城镇化存在着“时间上不同步”和“空间上无互动”的双重错位，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还不充分。[9]同时，我国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力度亟待增强，农业现代化还面临着科技含量不高、生产效率低、产业附加值低等瓶颈。因此，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客观上要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融合发展。

2.绿色发展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绿色化、低碳化是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认为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互惠互利的统一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系列理论，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杜绝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产力的对立思维，在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17]

③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2012。

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2021年30%的城市PM2.5平均浓度超标，污染源周边和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仍存在污染风险，局部区域生态退化问题较为严重。这客观要求通过绿色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此外，在目前碳排放量尚未达到峰值的条件下，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化、低碳化转型。

3.区域协调

区域协调发展是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内生动力。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产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构成的总成本，一个地区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会低，而不同区域之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分工会造成交易成本增加，分工越细，产业链越长，交易成本就越高，进而不利于该地区将自身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18]区域协调发展能够形成不同区域之间比较良性的分工和互动关系，有效降低由产业分工细化带来的交易成本，进而成为经济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上，我国地域广阔，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是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客观基础。为了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往往不是一个个狭小区域专业化生产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区域之间优势互补、协调联动，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才能将各地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区域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种协调联动主要包括产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交通信息设施的一体化等，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中，“东数西算”就是基于数据要素易流动性而形成新型区域合作形式，充分考虑东西部算力需求分布差异，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促进中西部协同联动，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因此，各区域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区域良性互动才能增强创新发展动力。

（二）从分配角度看，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分配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影响着生产积极性和消费规模及结构。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成为新发展格局下激发内生创新活力、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做大做强国内市场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体系现代化必须突出“共享发展”要求，“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成为基本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者报酬比例不高、资本所得相对于劳动所得而言偏高，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19]因此，一方面，完善初次分配制度。进一步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推动员工收入增长与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挂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挂钩；正确处理劳动回报和资本回报的关系，形成劳动回报与资本汇报相互促进的机制；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20]另一方面，完善再分配机制。通过税收调整、社会救助、转移支付、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腐败等，缩小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收入差距，使人人共享发展成果，从而起到以分配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作用。

（三）从流通角度看，经济体系优化升级需要开放安全发展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环节是有效衔接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大动脉”。高效流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要素流动和商品交换，降低交易成本，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流通环节既包括国内各个环节、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各个区域之间的流通，也包括国内与国外的经济联通。而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的大国博弈挑战、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重建的挑战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等对正确处理扩大开放与维护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促进国际国内循环高效畅通，对内开放发展，对外开放安全发展。

一方面，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形成强大的统一国内市场，必须要畅通东中西部之间、南北方之间的经济循环，调整优化对口支撑政策，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21]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从政策型开放转向标准、规则、管理等制度型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要素流入。同时，要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重点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问题建立风险监测分析预警机制，不断创新安全保障的政策工具。[22]

（四）从消费角度看，经济体系优化升级需要充分激发和释放消费需求

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起点。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现代化需要依靠拉动内需，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和带动作用。2021年中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有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3年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在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中，这需要充分挖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的潜力，稳步扩大居民消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加大绿色工艺宣传，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全面倡导吃穿住行用游等各领域绿色低碳消费，不断释放绿色产品和服务需求；引导创造新的需求，利用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对需求的精准满足，发挥大数据、云平台对需求侧的管理和促进作用；[10]紧跟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消费需求多样化和专精化趋势，以技术创新增强传统产业供给新消费品和服务的能力，进而匹配国内需求的新变化。

（五）从制度环境看，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制度环境体系的建设。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需要建立健全与经济体系现代化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环境，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精准贯彻新发展理念，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23]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信号和优胜劣汰机制，促使资源流向符合市场需要的行业、效率较高的行业。通过促进商品要素资源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自由流动、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得到充分激发，提高经济效率，增强竞争力创造力。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扭曲。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三、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主要着力点

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为有效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需要抓纲举目，找准发力点，明确主攻方向，应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主线，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对经济现代化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以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为根本动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以推进新型工业化为主线

坚持补短板和锻长板并重，着力推进产业高端化转型。一方面，应着力补齐产业链瓶颈短板。尽管我国制造业在许多领域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全球领先的竞争力，但是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部分严重依赖进口。这需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开展关键基础技术和产品的工程化攻关，集中力量加紧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另一方面，应紧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着力锻造产业链长板。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我国应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加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推动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同时，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和新兴前沿领域成为国际领跑者，锻造出具有强有力的反制威慑能力的“杀手锏”技术。

坚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并重，着力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一方面，数字产业化通过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相应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数字产品和服务，能够为智能化转型提供物质基础。面对我国传感器、芯片等关键零部件技术短板，应加强关键基础技术重点攻关，打通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并推动整体技术水平持续升级，逐步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代际差距。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变革，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条件。因此，应支持互联网、软件、工业自动化等各类企业积极进军产业数字化领域，面向重点行业领域探索典型应用场景，提供云计算、智能化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服务。鼓励领先企业推广供应链体系和网络化组织平台，打造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鼓励各地建立完善企业上云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云服务商和生产企业供需对接。

坚持产业融合和技术融合并重，着力推动融合化发展。一方面，产业融合，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化服务业深度融合，是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核心要义。产业融合在使传统的产业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会培育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平台型公司，并且使智能化生产、柔性化定制、系统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品牌规则控制、众包等制造服务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推动变革传统生产制造模式向“产品+服务”的服务型制造转型，深化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进而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技术融合，即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融合化发展，正成为全球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单靠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单一数字技术驱动的特征越来越弱，但这些新兴技术与传统生产技术的融合创新态势越来越显著。因此，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力发展智能工厂建设，积极拓宽数字技术在钢铁、煤炭、石化、轻工、纺织、医药、建材、金属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应用，积极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高质量发展。

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着力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一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为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立足以煤炭为主的基本国情，在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基础上持续加大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另一方面，统筹发展和减污降碳，以绿色工厂、绿色设计、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促进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原材料减量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品供给绿色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着力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化生产过程改造，鼓励采用先进适用清洁生产工艺技术实施升级改造；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减少原材料浪费、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生产绿色化和产品绿色化；加大低碳零碳负碳储能等技术攻关力度，不断提升低碳技术、低碳产品的供给能力；加强再制造产品认证与推广应用，提升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再制造水平，鼓励企业广泛推广应用再制造产品和服务；积极开展第三方服务机构绿色咨询、认定、培训等服务，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和碳排放管理服务，提升定制化绿色服务能力；从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的“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双控”，以制度创新驱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稳步降低碳排放并最终实现碳中和。

（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更加注重科技支撑。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战略性、前瞻性、颠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在技术路线明确、产业相对成熟的关键技术领域加大技术投入，推动以“揭榜挂帅”机制选择链主企业，以链主企业牵头开展关键共性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在技术路线和市场需求不确定性高、技术迭代速度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强化企业主体创新地位，深化产学研用结合，打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堵点”。

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加强基础研究学科人才培养，全面深化改革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探索实行长周期评价。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建立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完善试错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包括企业、个人在内的市场主体广泛试错。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赋予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积极拓展国际研发资源边界，加强高端科技人才引进力度，并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与国外顶级研发团队联合开展研发攻关。

（三）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建设有效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建立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实现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产权制度，坚持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公平竞争。深入推进以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为内涵的制度性对外开放，深化贸易投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市场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坚持效率优先，完善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保证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有效性，调动各类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建设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深化简政放权，加快取消重复审批和不必要审批环节，有助于消除要素流动显性或隐性壁垒。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促进区域之间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完善现代化监管，精准防范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市场风险，维护公共竞争的市场秩序。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建立健全贸易调整援助、贸易救济、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体系，着力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水平，妥善应对经贸摩擦，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有效促进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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