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寻求的是与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但要做到这些，首先需要摸清“脉博”。
这个“脉博”就是沿线各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如何有效地推进合作共赢。
“把握准‘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在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基础上，有效地推进合作共赢，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其仔说。
▎44个国家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张其仔所带领的课题组刚刚完成了“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竞争力分析课题，第一次系统地对“一带一路”64国的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他对记者说，刻划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最简洁方法，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或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世界银行在实施贷款计划时，就是以人均GNI为标准的。”
以人均GNI为标准，世界银行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四种类型：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
张其仔介绍，世界银行对国家按人均GNI进行分类，其标准是动态调整的。按2015年的标准，人均GNI少于或等于1025美元的国家属低收入国家；人均GNI为1026~4035美元的国家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NI为4036~12475美元；人均GNI高于12475美元的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张其仔告诉记者，课题组在分析“一带一路”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时，沿用世界银行的做法，用人均GNI指标来考察“一带一路”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研究发现，按2015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极少数属于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也为数不多。
所列64个国家(包括中国)中，只有18个国家已经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只有2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其他44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其中，22个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2个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高收入国家，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张其仔说。
世界银行在2007年出版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指出，比起富裕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较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并没有轻而易举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像有些国家或地区长期陷于贫困陷阱一样，中等收入国家确实面临着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风险。
张其仔对记者说，就“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历程看，一些国家早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一直没有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进而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就十分典型。
“‘一带一路’的多数国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张其仔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差异，但都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的任务，面临着收入迈向新水平、产业迈向新高度的挑战。
上述课题组认为，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应对这一共同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创新为根本，共议创新发展蓝图，协同推进创新战略。过往的全球化推动者都是发达国家。
张其仔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需与一批与自身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这一特点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将引领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而且将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转型上发挥重要作用。
▎东南亚仍处全球分工体系中低端
中国自发布“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与贸易联系出现了可喜变化。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62517亿元，比上年增长0.5%，其中，出口增长0.5%，进口增长0.4%；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2905家，增长34.1%，直接投资金额458亿元;中国对沿线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60亿美元，增长9.7%，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的47.7%。
“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各国与中国联系密切。但课题组研究也发现，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东南亚仍处于中低端。
东南亚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对外开放较早、开放程度较高和工业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聚集区。
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排名进入前十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是“亚洲四小虎”，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进入21世纪，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家开始实施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轨道。2008年以来，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南亚地区仍然保持增长态势，到2015年，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速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总体上看，东南亚是全球经济活跃地区，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和‘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地区。”课题组称。
研究发现，从东南亚各国主要贸易产品和贸易对象的变化情况看，近年来各国产业竞争力有所提高，但除新加坡，东南亚国家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产业集中于农产品、矿产品等低端领域，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东南亚处于中低端位势。
课题组介绍，东南亚地区整体开放程度较高，外向性特征明显，日本、欧洲和美国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主导产业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东南亚国家高端产品进口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依赖较大，产品出口也受这些国家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战略的影响。
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虽然持续升温，但经贸联系主要还是以产品进出口为主，深层次的合作开发、产业转移还比较少，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参与东南亚国家重点和重大工程建设还不足。
课题组认为，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出发，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拓展潜力巨大，应利用“一带一路”进一步提高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规模，以及开展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
例如，东南亚地区水果、水产品、橡胶、稀有矿产是我国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急需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工业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上具有优势;而新加坡在技术研发、企业管理、产业促进政策上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一带一路”上的投资重点路线图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上述课题组在具体的国别和地区研究上，也对“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竞争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张其仔对记者表示，对南亚地区，中国可将投资重点放在农业现代化、能源、电信、公路铁路、隧道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由此可大大拓展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合作空间。
近年来，南亚地区已成长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研究发现，从产业竞争力来看，南亚8国中，印度商品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阿富汗和不丹的产业竞争力较弱。
从与中国的整体贸易结合度来看，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与中国的整体贸易结合度相对较强，印度、尼泊尔、马尔代夫、阿富汗和不丹与中国的整体贸易结合度相对较弱。
从与中国的贸易竞争强度来看，印度与中国产品的贸易竞争强度相对较强，南亚其它7国与中国的贸易竞争强度相对较弱。
从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来看，阿富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四国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相对较高，印度、巴基斯坦、马尔代夫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相对较低。
调查发现，中国与南亚地区存在较好的历史合作基础，双方经贸产品主要是以低附加值的大米、面粉、黄麻、棉、茶等农业产品和纺织服装、有机色料和天然染料等劳动密集型初级工业商品为主。目前，中国已成为南亚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既是南亚地区前十大产品出口目的地国家，也是南亚地区前十大产品进口来源地国家，中国还是南亚地区主要的外资来源国。
课题组认为，中国和南亚地区应着重政府和民间上的经贸合作机制，优化贸易方式和贸易结构，实现双边贸易均衡发展。加大对南亚地区投资，特别是工业园区的投资，平衡国际收支，可将投资重点放在农业现代化，能源，电信，公路铁路(包括高速列车、老旧铁路改造)，隧道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大大拓展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双边合作空间。
“一带一路”上，中印两国的关系比较特殊。张其仔介绍，中印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两个邻国，两国产业贸易结构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但目前，中印仍需共同化解诸多难题。
总体上看，目前西亚与中东地区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整体较弱。课题组介绍，但由于该地区石油资源较为丰富，因而石油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出口值中的比重都居绝对优势，石油石化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土耳其则在食品及活动物、非食用原料、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类制成品等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以色列则在化学品和相关产品与机械及运输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格鲁吉亚则在有色金属、黄金、生铁等矿产资源类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中亚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形成单一要素比较优势的现状，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发展本地区制造业。
课题组分析认为，中国在推动中亚地区发展上，可通过关键通道、能源基础设施、跨境光缆和国际运输便利化建设，推动双边贸易规模，扩大中亚国家优势产业的出口规模，拉动中亚国家产业与经济发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带动中亚国家产业发展。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中亚投资存量80.9亿美元，约是中国对俄投资存量的58%。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是促进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发展的重要产业载体，目前我国在中亚国家已建立两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和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