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发展研究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11个省份，地理位置优越，其面积占全国的20%，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十五五”期间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第一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大幕正式拉开。随后在武汉、南京主持召开两次座谈会，确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方向与战略目标。2023年10月12日，在南昌召开的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基调，明确“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推动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发展将会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现代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释放长江经济带在全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一、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的成效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形势下，应科学研判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新任务，为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长江经济带产业规模不断增长，经济总量保持稳定增长，实现了流域经济总量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脊梁”。2023年，长江经济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58.42万亿元，占据了全国46.3%的经济总量，其中工业增加值达18.35万亿元，占全国的46.0%。从带内发展规模来看，2023年，长江下、中、上游地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分别达24.2%、10.9%、11.2%，中、上游地带经济总量之和比下游少2.6万亿元，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同年，长江下游地带完成工业增加值10.34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4.2%，中、上游地带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0.9%、11.2%，下游地区工业增加值远超中、上游地带之和（表1）。总体来看，下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占带内总量的比重都超过一半，是流域内经济发展的引擎。

表1 2023年全国及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及工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

（二）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绿色发展路径确立

“十四五”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各级政府针对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环境污染等现象加大整改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关闭众多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逐步修复生态环境。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十年禁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颁布，沿线11省市也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2022年长江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达98.1%，长江干流连续3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累计解决污水直排、乱排问题4.2万余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建成1 703座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部分重点流域率先实现污水收集处理全覆盖，长江流域水质得到极大改善。通过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积极发展绿色产业，以垂直分工与横向分工等方式带动周边产业，绿色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资源承载力、资源消耗量以及产业的合理扩展规模，才能保障沿线居民生活舒适度与可持续发展。2016—2022年，长江经济带人均森林面积变化不大，人均绿地面积从0.021公顷增长到0.027公顷，年均增速保持在4%左右，说明在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对森林、绿地的保护及培育力度也在不断加强。人均水资源量从2 586.24立方米降至2 461.28立方米，水资源承载压力加大。环境治理投入不断增加，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16年的2.59%攀升至2.88%，各地区不断加大环保投入，更新环保设施，提高污染治理能力与水平。

（三）产业转型升级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提高

长江经济带沿线曾布局大量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通过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不断退出，2023年，长江沿线主要工业省份如江苏、浙江二氧化硫排放仅为7.04万吨和3.82万吨，同比分别下降了0.44万吨和0.24万吨。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装备等的发展后劲和韧性不断增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集聚区，分布着众多高水平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如上海张江高新区及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南京高新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我国近半数经济百强县聚集在长江下游地区，仅长三角就聚集了数千家巨人型企业和上百个年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产业园区。

上中游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高端产业发源地，也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关键产业与要素备份的重要承载区，如南昌、新余、重庆高新区等，以及武汉东湖、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在国家现代产业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航空、冶金、家电、汽车、石油化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在上中游地区得到快速充分发展。长江经济带数量众多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不仅显示了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实力，也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方阵。

（四）产业协作逐步紧密，发展成果共建共享

产业协作、资源共享是长江经济带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三者协同的关键。上中下游分别在资源禀赋、人才资源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各具比较优势，带内产业梯度化特征较明显，下游基本发展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而上中游部分地区还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各类要素利用效率也有所差别。通过产业转移、政府规划引导、园区共建、飞地经济以及对口帮扶支持等多种形式，促进要素有序合理流动，形成紧密协作的产业链条。上海、江苏与浙江等下游省市除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上中游有序转移外，部分高新技术环节也转移到上中游科技资源比较集中的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以创新链带动高新产业发展，实现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目前，长江沿线已建有800多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3个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和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链式带动及辐射溢出等方式与周边区域产业协作共赢，助力工业高质量发展。

（五）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强，协同创新成为重点

长江经济带是当前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转型、实施区域开放开发的主要战略平台，自2016年以来，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趋势明显，依靠科技、管理及模式创新，不断创造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出现了科创走廊、科技联盟、产业联盟等协同创新的模式。2016年、2018年和2023年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呈现逐步增长态势，表明新产品的产业发展贡献度不断提升。2016—2023年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增长了1个百分点，科研投入的力度持续加强。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不断增加，2023年比2016年增加了8.55项，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科技创新的差距较大，2023年上海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达到4.12%，高于最低省份贵州3.43个百分点，承担起源头创新引领作用，是国内外重要的创新中心（表2）。上中游地带创新投入不断增加，湖北、重庆、四川在创新应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明显提升，成为区域性创新中心。

表2 2016年、2018年和2023年长江经济带相关指标总体情况及2023年沿线省市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7、2019、2024），具体指标根据测算结果整理

（六）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构建“双循环”的连接带

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突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动脉。一是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国内其他市场的重要轴线带，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规模较大，大宗货物中转运输量也居国内首位。2022年，长江干线年货运量达到35亿吨以上，连续18年稳居世界内河第一。长江已成为全球内河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通道优势正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成为我国经济“双循环”的主动脉。2022年，长江经济带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为45.9%，高达19.30万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为49.7%，达到11.9万亿元，增长11.6%。同年，长江经济带实际使用外资达到857.6亿美元，上海实际使用外资占固定投资的比例高达15.9%，江苏、安徽、江西、湖南的这一占比都在3%以上，外资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我国国际化水平比较高的城市群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首，分布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等大都市，在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经济发展、生态支撑等方面与长江经济带形成互动之势。下游已经实现自贸试验区全覆盖，浙江“最多跑一次”、上海“一网通办”、江苏“不见面审批”、安徽“一张网一扇门”等制度创新为下游打造了优越的营商与开放环境。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长江经济带发展态势日趋向好，发展成效显著，但这些成效还不稳固，客观上还面临不少挑战，长期以来，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人与自然矛盾冲突比较强烈的地区，特别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部分地区的开发建设强度、人口的集聚规模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生态隐患、环境污染在多领域、多地区存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局部生态修复尚不能完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目前长江生态环境治理偏重地区自身需求，分段保护、多头管理的特征依然明显，跨区域多元化生态补偿长效机制还未完全形成。

（一）发展差距明显，东西之间协调困难

我国区域差距从东西为主转向南北扩大为主，其中长江经济带“东强西弱”格局依然鲜明，沿线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不平衡较为突出。202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人均GDP约为9.86万元，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0.82万元；人均GDP排名前3的省市均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分别是上海、江苏、浙江，而人均GDP排名较后四川、云南、贵州，位于上中游地区，贵州人均GDP仅为5.42万元，上海是贵州的3.5倍。在城镇化、吸纳外资、吸引人才等方面，下游地区优势明显，2023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城镇化率分别为89.46%、75.04%、74.23%和61.51%，而上游地区除了重庆市，其他三省都不到60%。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下游地区也是第一方阵，上中游地区除了中心城市外，其他城市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合作机制建立存在较大阻力。

（二）生态资源约束压力仍然较大

长江沿线11省市化工产量约占全国46%；长江经济带重金属重点防范区面积接近全国50%，长江中下游近80%化学工业园区集中分布在长江干流，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矛盾仍然存在。长江经济带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排放总量虽有减缓，但一些水域跨界污染处理仍然面临压力，如大清流河等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能耗高、污染重的钢铁、化工、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具有沿江沿海布局的特点，长江沿线目前还有数万家类似企业，搬迁、关停仍需一段时日，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压力。长江分支水系众多，虽然地方政府对周边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加大建设及检查力度，但生活污水和农业生产污水直排现象仍时有发生，一些偏远县区、城镇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不到位，或者污水管网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达不到排污要求。部分乡镇及农村无法汇集处理生活污水，又无集中储存设施，大多污水直排沟渠、雨水管网及湖泊。一部分农村农业种植和养殖方式还较落后，农业生产废水直排，污染周边沟渠、河流、湖泊。部分产业园区及工业集中区的污水处理能力落后，园区处理能力满足不了污水排放量，污水排放不达标现象也较严重。这些问题对长江的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环境造成较大压力。

（三）产业布局缺乏系统性，协作程度较弱

首先，沿江各省市产业布局缺乏统一规划。各地区的产业规划中大多将“电子信息、精细化工、汽车产业”列入中长期规划中，差异性不明显，分工与合作意识不强，紧密协作程度较弱。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等方面缺乏整体考虑，导致上中下游之间无法差异化利用资源，上中游难以获得资金、技术支撑，下游无法体现资源支撑、技术输出等优势，不利于一体化市场建设。其次，产业结构趋同，未能错位发展，同质化竞争激烈。“十四五”时期，长江沿线各省市产业规划重点领域大多集中在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等产业，而在高端产业、战略产业层面分工不够、合力不足，不利于区域一体化进程。

（四）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明显滞后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交通发展、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最初多局于一域之需，现代化的立体交通网络以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相互衔接较弱。2023年，全国等级公路里程比重平均水平达到96.9%，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等级公路里程比重不到96%，下游地区则接近100%，上下游之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一是违规建设、无序发展现象仍有存在。码头非法建设、市场监管较弱、无序竞争、岸线资源使用低效等现象仍较明显。二是航道运输一体化及管理现代化进程缓慢。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在信息资源发布、共享、沟通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高等级航道占总航道里程比重较低；三是沿江港口交通枢纽功能与定位不明确，水路与其他交通方式联运衔接不够，货物运输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在不少港口没有解决，多式联运存在困难，运输成本不断增加。不同运输方式、枢纽的统筹协调还不强，铁路、公路及航运之间的分工还较模糊，重点港口的功能定位也存在一定冲突，现代化组合型交通枢纽集群相当缺乏。

三、推进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发展的建议

“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轴带为支撑的区域战略仍为我国重大部署，推进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发展仍是重中之重。

（一）保护一江清水，建设绿色廊道

保护一江清水，流域内需从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方面来保护和改善区域生态安全，全面提高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率，以生态文明建设统筹长江经济带发展，形成绿色、高效的发展路径。一是下游地区有序、高质推动城镇化，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提高产业的准入标准，减少生物资源消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加快推进跨流域重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环境治理联动，建立具有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测系统和咨询系统的下游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机制。二是上中游地区需优化产业结构，拒绝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进入，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跨区域的碳交易、排污权交易市场和节能减排交易市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集约型、绿色型发展模式。三是立足于区域协同联动，建立各具优势的专业化分工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产业合作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为产业转型升级汇集创新资源要素，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绿色廊道。

（二）推动协同创新，实施制造业“双创”体系建设工程

以产业生产周期、产品全生命周期为抓手，筛选出重点行业、优势企业，在上中下游区域开展制造业“双创”体系建设、示范引导。统筹长江经济带上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制造业创新中心，优化创新中心布局，推动协同创新。探索联合共建科技服务平台，支撑制造业高水平发展，共同攻克科技短板。一是提高协同创新效率，避免创新资源浪费。整合利用各行业及关键领域的优势资源，建设创业创新平台，鼓励大中小企业跨界、跨行协同创新。从国家层面建设长江经济带产业创新联盟，整合资源，合作共赢。二是利用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完善提升创业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工业互联网与各行业的融合发展，完善提升中介服务、金融服务及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创新生态系统一体化、协同化发展。三是强化产业集群创新体系建设。以长江经济带重点产业集群、高新技术开发区及重点产业园区为核心，推动“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产业链协同、创新链合作的制造业智慧集群。

（三）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十五五”期间，长江经济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需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是加快沿江钢铁、有色、石化和船舶等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利用先进技术，降低资源消耗量，改造、淘汰高能耗的生产工艺，加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力度，关键行业、关键环节上加大研发投入，用绿色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耗。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攀升，在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二是对新建项目、改造项目要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在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能耗强度、环境友好等方面严格把关筛选。大力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及初级产品深加工程度，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三是有序布局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提高绿色产业、智能制造产业比重，避免新能源等绿色产业盲目建设，造成重复投入和产能过剩。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科学制定新兴产业、绿色产业规划，实现带内梯度化、区域性的健康有序发展。

（四）推动产业有序、高质转移与承接，建立合作协调机制

产业转移与承接是长江经济带构建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重要途径，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因地制宜的新质生产力产业带。长江经济带地跨我国东、中、西部，产业梯次发展特征明显，经济互补性较强，具备上中下游产业合作互助基础。一是推动上中游地区间产业转移与承接，形成紧密合作共同体。上中游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处于产业投资的扩张阶段，需要先进制造业带动地区发展，故应提升区域营商环境，承接下游及国内外的优势产业转移；下游地区经过多年快速发展，资源与环境承载压力较大，综合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亟须将部分产业链条中的制造环节转移到上中游。二是构建长江经济带一体性增长评价机制，促使各地区从被动协调到主动协调，通过一体化协作，实现产业带整体性经济增长，使不同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综合考虑地理区位、现实基础、资源潜力，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立区域合作发展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协调机制；统筹谋划战略产业，吸引创新资源集聚，前瞻性部署未来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学校以及应用场景。

（五）推动产业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建设一体化数字支撑平台

要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高速、泛在、联动的信息网络，打破数字壁垒，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打造跨流域、跨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以数据赋能推进全产业链协同转型，全面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服务、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经济作为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一大板块，在“东数西算”的空间格局引导下，一要推动区域信息枢纽港建设，实现数据中心和存算资源协同布局。推动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相融合，聚焦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推动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为数字经济打下基础。二要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壮大数字经济，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推动实体经济扩容增效，成为“十五五”期间长江产业带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动能。

（六）以都市圈建设为引领，形成多极网络空间组织发展格局

一是发挥我国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发挥上海的“五个中心”引领示范，龙头带动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发展。二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各个中心城市的功能，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影响，再通过乘数效应、支配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等带动周边区域，促使中心大都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良性互动，推动产业链、价值链相耦合，提升中小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缩小大中小城市发展差异。三是大力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减少产业、资本、人口、技术等要素流动障碍，深化都市圈内部产业分工，协调基础设施规划、环境治理等，因地制宜地推动大市场统一建设。通过构建跨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联盟、支持“创新飞地”建设等途径，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更加紧密的多极网络空间经济联系。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孙承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区域创新。

孙承平.“十五五”时期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发展研究[J].发展研究,2025,42(05):46-53.